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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初中期，松花江边的一个小县城里，有一个日本人修建的老戏园子，老戏园子胡同里有个叫狗剩子的小男孩儿（主人公）。

小说讲的是狗剩子和他身边这群同在戏园子胡同的孩子的成长，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上世纪末三十多年间，他们少年和青年时期的故事，给读者展示了一个时代的缩影。

小说中，美丽忧郁的江萍*后疯掉；高丫成了巫婆；心地善良的梁琳环嫁给了港商*后因难产而死；高大眼珠子因偷了生产队的粮食*，被抓之后，羞愧自尽；黄福义被黑道宰杀；梁林福因贩毒而被枪决；梅小雨远嫁东洋，用金钱完成了她的日本外婆当年到东北开疆拓土的“梦想”……

作者笔下，胡同里的孩子们既充满令读者忍俊不禁的童趣，又背负青春和时代下的迷惘与探索。从几岁的孩童到步入中年，几十年的时光将他们一一塑成什么样子？不同的选择走出不同的人生，羔羊在往事中，迷途，或茁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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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文化街与戏园子胡同

王老爷子自杀的那天下午，天气极其闷热。当时他们家没有人，我们一群小孩子在他家的后院藏猫猫玩，不知是谁趴在他家的后窗户朝屋里瞅了一眼，就对我们说，快来看呀，老王头儿把脑袋挂在他家的横梁上了。那时，我们这些小孩子还不知道那就是上吊自杀，还以为那是很好玩的一件事呢，就跑到院子里当新鲜事大声吵嚷起来。

我们的吵嚷声很快就惊动了院子里的大人，大人们听了我们的述说很是奇怪，就走上台阶隔着窗玻璃往屋子里一看，这才知道大事不好，说老王头儿上吊了。人们就急忙冲进屋去，七手八脚把他从横梁上卸了下来。把他卸下来的时候，他的身上还有热乎气，可不一会儿就凉透了，身子僵硬得就像一截木头桩子似的。

那是我此生次看见吊死的人，那样子很是吓人，舌头伸出很长，脸色青灰，眼睛圆睁，好像在怒视着一件什么不平的事情；而那从嘴巴里伸出来的舌头，又好像是在把憋在肚子里的恶气都要吐出来似的。大人们把他卸下来的时候，我挤上前边看了一眼，那一眼当时就令我毛骨悚然，那是我这一生次受到的惊吓。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那青灰的脸色、大睁的眼睛和那伸出好长好长的舌头总是反复不断地在我的幻象中出现。

我们谁也不知道王老爷子是因为什么自杀的。他的儿子是我们县白酒厂的一个干部，他的儿媳妇是我们文化街的街道委主任。在我们这个院子里，他们家是有权势的人家，我们不明白他们家的老爷子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后来他的儿子和儿媳妇就都回来了。那时候，王老爷子的尸体已经彻底僵硬了，根本不可能再抢救过来了。所以，他的儿子儿媳妇回来也没有张罗要往医院送，而是在屋子里的地中间搭了一张木板床，把王老爷子放在了那木板上边，后来我才知道，这就叫停尸。

在老王家张罗丧事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除了围在他家的窗户外边看热闹之外，又开始了我们的游戏。我那年已经十岁多了，刚刚上小学二年级，世界在我面前显得非常单纯，我想，我们的灵魂被这个世界污染大概就是在我们渐渐懂事之后的事情吧。

我们家住的这条胡同叫戏园子胡同，而我们所在的街道则叫文化街。戏园子距我家只有百米之遥，我的整个童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这里是我人生的梦幻的始发地。我后来所做的一切似乎都与这里有关，这条胡同后来已经成了融会在我的血液中的一个无法抹掉的生命存在了。

这个戏园子是日本人留下的，日本人在我们这个小县城只留下了两样东西，一个是这个戏园子，还有一个是坐落在县城东南角的县医院。后来我总是想，日本人在我们这个小县城留下了这么两个“院”可谓用心良苦，医院是用来治疗身体的疾病的，而戏院则是用来治疗灵魂的疾病的，身体强壮可以为他们出劳工当炮灰，而灵魂的被麻醉则更便于他们的统治。日本人为了能够长久地统治这块土地，真是费尽了心思。

在我没有走出我们这个小县城之前，戏园子曾是我永恒的骄傲。那拱圆形的小门，那尖尖的铁皮屋顶，那木质的楼梯，那紫红色的大幕，还有那明亮的灯光，以及舞台上那些脸上涂抹了各种油彩的演员们在明亮的灯光下的表演，曾是那样令我骄傲和向往。我骄傲我家离戏园子住得这样近，可以每天晚上想尽办法去看戏；向往着有一天自己也像舞台上的那些演员那样，脸上涂了油彩在那明亮的灯光下让千百人的目光注视着自己，在掌声和喝彩声中频频地向台下的观众挥手致意。

这就是我童年时经常做的一个令我的父母鄙视的梦幻。

我的父母鄙视那些演员，并鄙视一切与“戏子”有关的东西。但是，他们无法阻止艺术对一个初谙世事的小孩子的诱惑。

记得老王头儿吊死的那天晚上，我钻进戏园子里看了半场戏。我之所以说是“钻”进戏园子，是因为我没有花钱买票就进去了，我那时长得极矮小，在那些买票看戏的大人们的夹带下，很容易就骗过把门人的眼睛，从大人们的裤裆底下或胳膊底下钻进去。在我十五六岁之前，我从来没有花钱看过戏，都是这样“钻”进去或者从戏园子后面的大墙跳进去看戏的。

老王头儿吊死的那天晚上，戏园子里演的是一出鬼戏《女吊》，是一个女吊死鬼的故事。戏的前半部分我没有看到，不知那女鬼为什么上吊，等到我钻进去看戏时，那女鬼已经在找一个白面书生开始报仇了。那女鬼也伸出好长好长的红舌头，披头散发，眼睛里喷射出一种疯狂的光芒。

看那个女鬼复仇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们院刚刚吊死的老王头儿，我的身上不由自主地就哆嗦起来。我不知道那老王头儿会不会像这个女鬼这样也来这人世间报仇，如果他来报仇，他首先会找谁呢？难道他会找他的儿子或儿媳妇？我已经说过了，他儿媳妇是我们这个街道的委主任，岁数跟我的母亲差不多，但辈分要比我母亲大，因为从我记事时，母亲就让我管她叫王奶奶，我不知我们家跟她的这个辈分是怎么论的。

那天晚上看完《女吊》，戏园子散戏时，已经很晚了。外边很黑，我随着散戏的人流，很快就走到了我家的大门口。我站在大门洞子往院子里一看，老王家的窗户外边停着一口大棺材，棺材前亮着几只忽忽燎燎的昏黄的电灯，有一阵阵的阴风在院子里边环绕，并在房檐下边发出低低的吼叫声。老王家的窗户里边好像有人影在晃动，时不时地从屋里边有人影出出进进。也不知咋回事，我忽然就想起了戏里边的女鬼和下午刚刚吊死的老王头儿，毫无来由地就把这两个人叠加到了一起。老王头儿每天拄着小棍儿，从院子里进出的样子就在我的眼前浮现。我一下子就哆嗦起来，我站在大门口，大声喊着：“妈，妈，我回来了，妈，我回来了，给我开门哪！”

我母亲在屋子里大概是睡着了没有听见，或许是听见了故意不出来迎我，反正我喊了半天，屋里也没有出来人。

散戏的人群很快就走尽了，我们院子的大门洞子就像进入地狱的鬼门关那样可怕，我细瘦的身子就好像一根摇曳在风中的枯草，在黑洞洞的胡同里显得极其孤独和弱小。后来我就哭了，我边哭边喊：“妈，妈，你出来接接我呀！妈，你出来接接我呀！”

我不知我在黑暗中站了多长时间，在阴风凄惨的夜里，我哭得很是伤心，鼻涕眼泪抹了满脸，那样子肯定是极其可笑又极其可怜。后来上屋就出来人了，好像是在往棺材头压黄仙纸，他们大概是听见了我的哭声，就问：“谁呀？谁在大门口哭呢？”

我就擤着鼻涕说：“是我呀，我是狗剩儿。”

那人就走过来，说：“是狗剩子啊，咋不回家呢，站那儿哭啥呀？”

我一看，是老王头儿的儿子，我得管他叫王爷爷。于是我说：“王爷爷，我不敢进院。”

王爷爷说：“怕啥呀？”

我说：“我怕，鬼，吊死鬼！”

王爷爷就笑了。王爷爷说：“哪有什么鬼呀，狗剩儿，别怕，这世界根本就没有鬼！”说着，王爷爷就拉起我的一只手，说：“走吧，我送你回家！”

我从王爷爷的脸上一点儿也看不到那种悲伤的痕迹，他的父亲上吊死了，按理说，他应该很悲伤，可是，他一点儿悲伤的样子都没有。他拽着我，走到我家窗下，敲了几下窗户，大声喊道：“狗剩儿他妈，狗剩儿他妈，给孩子开门。”

我很快就听见了我母亲的声音，我母亲在屋里答应说：“唉，来了。”

不一会儿，我母亲就下地把外屋门给开开了。那时，我家住的是东厢房，三间房子两家住，两家共用一个外屋（厨房），我家住南屋，北屋住的是一家姓侯的。为了不惊动对面屋侯姓人家的休息，我母亲把我往屋里拽的时候，并没有打我，而是狠狠地掐着我的手腕子，把我拽进了屋里。

一进屋，她就狠狠地在我的脸蛋子上掐了一把，用恶狠狠的声音小声问道：“上哪儿疯去了，唵？五更半夜不回家，上哪儿疯去了？”说着话，她又狠狠地掐了我一下。那年头，我的母亲打我们，除了用烧火棍子和笤帚疙瘩抽之外，再就是用手掐。这种掐既不用费很大的气力，又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因为这样掐人是非常疼的。我的母亲认为，只有疼才能收到警示的作用。

我咬着牙，用默不作声来表示对她的这种暴行的反抗。对母亲的这种暴行我已经司空见惯了。那时候，只要我一淘气，她就会用各种办法来打我。她不懂什么叫思想教育，再说，我们哥儿好几个，那么一大帮孩子，也教育不过来呀，只有打，是她唯独的教育方法。她有句口头禅：“惯子如杀子，棍头出孝子。是儿不死，是财不散，打出的孩子揉到的面。”她认为，这才是教育孩子的好的办法。

母亲见我不出声，就恨恨地说：“上炕睡觉吧，再这么晚不回家，我就让你在外边睡。”

我梗梗着脑袋，一种毫不屈服的样子，脱鞋上了炕，往被窝里一钻，就用被子把脑袋蒙上了。在被窝里，我让自己的泪水尽情地流淌，把那一肚子的委屈都顺着这汹涌的泪水流了出来。很快，我就在这泪水的涌流中进入了梦乡。

老王头儿的上吊自杀，一时间成了我们这个胡同大人们议论的话题。有人说，他的自杀是因为他的儿媳妇给他气受，他受不了儿媳妇的气才上吊自杀的；也有人说，是因为他的那个在白酒厂当干部的儿子才上吊自杀的，据说，他的儿子在白酒厂跟一个女人搞破鞋，被人给抓住了，受了处分，工资也降了好几级，老王头儿受不了儿子的这种伤风败俗、丢人现眼带给他的耻辱，干脆一死了之。

大人们议论的这些话题我们这些孩子一点儿也不感兴趣，也不知道什么叫搞破鞋。有一次，我问梁林福：“福哥，什么叫搞破鞋呀？”

梁林福眨着诡秘的眼睛笑着说：“搞破鞋……搞破鞋就是……算了，不跟你说了，跟你说你也不懂。”梁林福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他越不告诉我，我就越想知道，于是我就说：“福哥，你告诉我我不就知道了吗？”

梁林福看我追问得紧，为了证明他比我们这些小嘎蛋子知道的事情多，于是，就像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讲课那样，很认真地说：“其实搞破鞋就是男人跟女人在一起睡觉。”

“男人跟女人在一起睡觉？男人跟女人在一起睡觉就叫搞破鞋？”

梁林福说：“对呀。”

“我不信！”我大声说，“男人跟女人睡觉怎么会叫搞破鞋呢？”

梁林福说：“你不信拉倒！你不信，你回家问你妈去。”

我嘟着嘴说：“我问我妈，我妈会打我的。”

梁林福淫笑着说：“你现在还小，跟你说你也不懂，等再过两年，不用我说你就懂了。”

梁林福是我们戏园子胡同年龄的孩子头儿，那时已经十七八岁了，什么事都懂，是我们戏园子胡同的象征。如果别的胡同有野孩子来欺侮我们，我们就去找梁林福，他一高兴，就会帮我们去打架，而且，他非常会打，下手也狠，从来也没有被别人打败过。他虽然十七八岁了，却不念书，他说他不喜欢念书，他说念书没意思，他说坐在课堂上念书就像老和尚在庙里念经似的，有什么意思呀。那些年，他有时候帮他那赶老牛车的父亲赶赶车，有时候在码头上干点儿零活，但大多数时间是在社会上无所事事地闲逛。我的母亲总是嘱咐我不要跟他玩，但是，我没有办法不跟他玩，因为他是我们的精神领袖，是我们戏园子胡同的象征，是我们这帮野孩子的旗帜，我们只有跟了他，才不会受别人的欺侮。

梁林福说搞破鞋就是男人跟女人在一起睡觉，我有点儿不太相信，男人跟女人在一起睡觉怎么能叫搞破鞋呢？他爹他娘还总在一起睡觉呢，我爸我妈也在一起睡觉，难道他们在一起也叫搞破鞋吗？那时候我们家家都好几个孩子，男孩儿女孩儿兄弟姐妹都在一铺炕上睡，难道这也叫搞破鞋？我觉得他说的一点儿道理都没有。他就是为了证明他懂的比我们懂的多，故意在糊弄我们呢。因为我们比他岁数小，他经常用一些假话和恶作剧来糊弄我们。

为了弄清什么是搞破鞋，我问了许多跟我一样大的孩子，他们都说不知道。为了这三个字的词组，我想了好长时间，终也不得要领。有一天，我在家写作业，看母亲挺高兴的样子，我就问她说：“妈，他们说老王头儿是因为他儿子跟别人搞破鞋，怕丢砢碜，才上吊自杀的。妈，什么是搞破鞋呀？”

母亲听我这么一说，立刻板起了面孔，说：“你问这个干啥呀？”

我说：“不干啥。梁林福糊弄我，说搞破鞋就是男人跟女人在一起睡觉……”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母亲的脸上陡然就变了颜色，就在我还眼巴巴地等着她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时，她猛地一个巴掌扇了过来，当时就打得我眼冒金星，脸蛋子火赤燎地疼。母亲骂道：“梁林福那嘴里还能放出好屁来，你跟在他的屁股后还能捡着好粪吗！狗剩子，我要是再看见你跟他在一起玩，看我打断你的腿不！”

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火，更不知为什么只为这一句话她竟然动手打我，我恶狠狠地瞅着她，然后，作业也不写了，眼睛里含着泪水，摔门就走了。

搞破鞋这个词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像一个没有谜底的谜一样折磨得我吃不好睡不香，直到过了两三年之后，我才渐渐明白了它的特殊含义。这时，我已经初谙男女之事了。

我们文化街到底有多大我不知道，但我们戏园子胡同有多大我是知道得清清楚楚。我们这条胡同有五六百米长，是东西走向。南北两排院子，我们家住的那个院子原先叫池贵大院。所谓池贵，是一个人名，据说是我们这个小县城伪满时期的一个警察局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家的院子就分给了穷人。这是一幢典型的北方四合院式格局的院子，修建得相当气派、精细、豪奢。整个院子的院墙全是用青砖砌成的，磨花对缝，白灰做泥，青砖白缝，棱角分明，墙脊上用青瓦压顶，弧圆形的墙脊下边是非常讲究的砖雕，除了飞禽走兽，再就是花草鱼虫，雕刻得相当细腻精美。后来，这些砖雕在“文革”中都被毁掉了。

池贵大院的大门楼子更是气派非凡，高大的青砖青瓦修砌起来的门楼有两丈多高，房脊两边是两只麒麟的大嘴，大门两侧是两只石头狮子，再往里凹进去，是两只木头狮子，两扇木头大门上雕刻着奇花异草，简直就是一幅精美绝伦的雕刻画。可惜的是，后来这两扇大门被我们院子住的人家给垫柴火垛了。而那两只石狮子则被当时的人民政府拉走，摆在县政府的大门口了。那两只木头狮子后来被梁林福用斧子给劈碎当引炉子的烧柴了。

走进大门，是一条青砖甬道，甬道的中间是圆形花圃，绕过花圃一直通向上屋的石头台阶。上屋是三间大瓦房，西屋住的就是上吊的老王头儿的家。东屋是一家白姓人家，东西厢房分别住着我家和另外三户人家，梁林福家就住在西厢房的北屋，我家则住在东厢房的南屋。虽然是厢房，但房子盖得极有气势，青砖青瓦，雕梁画栋，方格窗户，上面雕刻着各种花草和飞禽走兽。可惜的是，这么好的一个四合院后来被我们这些人家给住得面目皆非，破烂不堪，后各家划地割据，扒房翻盖，把一个好端端的四合院硬是给弄得无影无踪了。

池贵大院对面的院子住着三户人家，高大眼珠子就住在这个院子里，他爸爸高大虎是县里某机关的一个厨子，做得一手好菜，高大眼珠子经常在我们面前吹嘘他家又吃了什么什么好东西了，馋得我们直淌哈喇子。高大眼珠子有一个妹妹叫高丫，比我们小两岁，也是经常和我们在一起玩的野丫头。

老高家的对面屋是一户姓江的人家，这户人家在我们这个胡同里显得极其神秘。他们家的孩子从来不与我们这些孩子玩，这家的大人也不与我们这些人家的大人来往，大伙儿都说这家人家的日子过得死性。江家的老爷们儿是我们这个县唯独的一家高中的语文老师，他的媳妇则是县医院的一个医生。他们家有一儿一女，老大叫江山，是个男孩儿，跟我同岁。他的妹妹叫江萍，比他小两岁。后来，这哥儿俩都成了我的好朋友，我在后边将专门拿出一章来讲述我与他们家的故事。

我们家的东院是孔家大院，老孔家新中国成立前也是一家大地主，但孔家大院比起我们的池贵大院来那可要逊色许多了。孔家大院虽然很大，但院子里的房子都是大草房，也是四合院的格局，周德理家就住在这个院子的东厢房，周德理的母亲外号叫花蝴蝶，长得非常好看，是我们这个胡同惹人注目的大美人。听说新中国成立前她曾是西南营子妓院里的一个妓女，后来，周德理的爷爷因为儿子年岁大、说不上媳妇，当妓院解散花蝴蝶无家可归，周德理他爷爷就把她收留在家里，后来就给他儿子当媳妇了。花蝴蝶的男人，也就是周德理的父亲，是白酒厂出酒糟的一个糟腿子。那时，大伙儿背后都骂他是王八，因为我们年纪小，不知道王八是什么意思，反正知道那不是好话。周德理比我大一岁，比我早上一年学，但因学习不好，留了一年级，这样，我们俩就同在一个年级了。他有一个妹妹叫周德华，比我小一岁，那时还没有上学，长得跟她妈一样漂亮，那时候，我非常喜欢跟她在一起玩，每次藏猫猫，我都会想办法跟她分在一伙。

孔家大院的对面就是井房子了，我们这个胡同所有的人家吃的都是这个井房子的水，黄老师家就住在这个井房子的院里。黄老师外号叫黄瓜种，在我们学校教体育，有一段时间他还当过我的班主任，我和他就是在那段时间结下仇了。这是后话，这里暂且不提。

黄老师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叫黄福来，二儿子叫黄福志，老三叫黄福义。这哥儿仨当年曾是我们这个戏园子胡同的一霸，号称黄家三只虎，经常找碴儿欺侮我们，他们的父亲黄老师后来在班上总是看不上我，总是给我“小鞋”穿，也是与我经常跟他的儿子打架有关。

我们池贵大院的西边是一条胡同，胡同的后边是县中心小学，也就是我初念书的学校。胡同的西院是抗美援朝期间临时安排朝鲜孤儿的一所特殊的学校，1958年朝鲜孤儿回国，我们中心小学就搬到了这个大院子里，改名为实验小学，我就是从实验小学考上中学，又从中学走向社会、走进人生的这个大破烂市场的。实验小学的对面就是戏园子了，学校为了不影响学生们上课的注意力，在与戏园子相对的那一排教室的外边种植了一排榆树墙，以遮挡学生们的视线。

与我家西胡同相对的南边，也就是高大眼珠子家西院住的是章多星家。章多星是剧团的团长，是一个满面红光、发福很早的男人，我小的时候，很少能见到他的面，我一直不知道他还是一个剧作家，直到“文革”他挨批挨斗，我才知道他曾写过许多对我有影响的好作品。而我后来之所以能走上以写字卖文为生的途路也多亏了他的举荐。

这就是我们的戏园子胡同，我的童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这条胡同以它独有的文化氛围浸洇了我的整个人生，这里是我人生的始发站，我后来的一切似乎都与这里有关。几十年之后，当我在人生的中路回望我的童年的时候，当我站在老戏园子的废墟上回想我童年的那一幕幕生活的活剧的时候，不禁感慨万端，热泪横流，我决定要以这里为发端写一部小说。但我没有想到，在挖掘我的童年的记忆的时候，首先想到的竟然是老王头儿的自杀。他几十年前的上吊自杀竟然成了我的这部小说的开头，这真是我始料不及的。一个人的生命的结束成了一部小说的开头，我不知这冥冥中有什么巧合，但我只能这样开头了。

小说将从这里开始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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