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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力悲伤：集体行为的原理》是一本精神分析领域的经典著作。作者米切利希夫妇在社会观察中发现，战后德国人民主要表现出两种行为模式：运用心理防御机制，否认、隔离纳粹历史；积极投入经济建设，漠不关心民主政治。作者认为，正是对过去的否认造成了现今德国人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无所作为。以此为切入点，作者论述了禁忌、偏见心理、身份认同、人类对文明的适应、道德的相对化、自我的发展等人类生存问题，描绘了一幅关于未来社会的图景：人的批判意识、共情能力、智识达到很高水平，新自我、新道德、新权威、新认同业已建立起来。

阅读本书，你将知道：

为什么德国人对纳粹历史的心理否认反而促进了德国厨具制造业的繁荣？

为什么二战后，教师这一职业从德国人“曰取想从事的职业”榜单上消失了？

为什么说“人对待人像狼对狼一样”反而是在颂扬人性之善？

为什么说为了培养一个人格健全的孩子，父母不只要鼓励孩子表达爱意，还要鼓励孩子表达恨意？

如果说心理咨询师的工作是针对某个具体的个体进行的心理疗愈，那么米切利希夫妇及其所写的这本书则更像是针对一个国家进行的心理疗愈。这本书出版后引起了心理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的广泛讨论，是一本集大成之作。

章 无力哀悼：德式爱之道/001

第二章 主题的变奏/079

第三章 道德相对化与社会必须容忍的矛盾/151

第四章 认同及其青春期宿命/215

第五章 宽容：表面宽容和实际宽容/253

第六章 社会自我与个人自我/267

第七章 改变政治权威模式/289

第八章 结局：开放性冲突/333

亚历山大·米切利希（1908—1982），德国心理学家。1960年，亚历山大和他的妻子一起在法兰克福成立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研究所，致力于身心医学研究。他从1966年到1973年于法兰克福大学任心理学教授一职。1969年，亚历山大被授予德国书业和平奖。1973年，亚历山大被授予慕尼黑文化奖和威廉·洛伊施纳奖。

玛格丽特·米切利希（1917—2012），德国心理学家，被誉为“德国精神分析的大夫人”，主要研究女性权利、女性性征和战后德国的国民心理。玛格丽特于1990年被授予法兰克福荣誉市民奖，2001年获得联邦十字勋章，2005年获得法兰克福市托尼·圣德奖。

从20世纪60年代起，除了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外，米切利希夫妇还在战后德国的智力辩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使用精神分析的研究方法来解释纳粹德国兴起的原因及其对德国社会产生的影响。这本《无力悲伤：集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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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向勒庞《乌合之众》、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致敬之作

心理史学研究，以精神分析为尺，量人性、量社会、量文明；

国内知名心理学家童俊、李小龙、李孟潮倾情作序推荐。

书摘插图

果真，人对待人像狼对待狼一样吗？

让我们仔细地思考一下人类本能构造的这两个方面。对于表达本能需求，人类没有与生俱来的行为模式体系，只能靠来自外部世界的特殊信号————雅各布·冯·乌也斯库尔?所说的特定环境——采取行动。和人类行为相比，我们可以说，动物行为——与群体成员及敌人或猎物相关——是完全“程式化的”。交配和抚养行为（它们是动物之间的社会联系，在这两种情况之外，动物都会独处）、由等级秩序决定的群体行为、反击或逃离敌人的行为，捕捉猎物的行为，都受先天反应装置的控制。任何本能的表达只可能依据这种模式出现。两狼相斗时，失败的那只狼会向胜利者伸出颈动脉——这也是狼咬死猎物的地方。战败的狼通过这种行为抑制了胜利者的杀戮。战败的狼逃走了，但是等级顺序却这样建立了。

我们当然也可以在人类身上看到这一先天社会惯例的踪迹，比如婴儿引发的保护性反应（康拉德·洛伦茨的婴儿模式），或者受伤者和弱者引发的相似行为（这种行为在群居的偶蹄类动物和海豚中很常见）。

但是这些身体冲动不能像它们作用于动物那样掌控我们的行为。天生的遗传行为模式已被社会规则、传统、规定和禁忌所取代。

与遗传行为模式相比，它们是极不安全、极不稳定的。与这些动物不同，我们并不机械。人类一再宣称其既定的社会生活模式没有变。但即使这些社会生活模式持续了很长时间，和支配其他物种的先天行为模式相比，它们持续的时间还是很短。鹤科动物具有迁徙本能，远在伊比库斯?存在之前，它们就经常飞越希腊半岛，它们现在还是这样。过去的城市和国家已经灰飞烟灭，组织方式不同的新社会生活从废墟中崛起。

在这样的对比中，人类的文化适应力显得微不足道。想想过去，人类的智力成就和艺术成就也就不值一提了。诚然，这些都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取得的社会成就，但是我们同样可以得出两个对比鲜明的结论。一方面，在几千年时间里，实用发明增长了人类的认识，帮助人类改变了命运。另一方面，对于人类本能的洞察、自我认识、人类存在的伟大启示以及开明的法典被深深地埋藏在历史的尘土之下，远非考古学家的铁铲所能触及。

人类的驱力并没有被永久驯服。

人类的本能还是很强大的。那些出于自身目的试图约束本能的人，能够支配社会，打破或凌驾于旨在控制这些前社会欲望的规则。因此，

“人对待人像狼对待狼一样”（

homo homini lupus

）。这一说法实际上是错误的。抑制作用使狼放过了自己的同类，但在人类中间，这种抑制作用却可以被轻松地抛在一边。

人类文化并不依赖于其成员的先天驱力规则，而取决于每个社会成员为了社会内部生活对本能驱力的克制。而且，

鉴于这种克制必须由个人来学习，所以每种文明中顽固的敌人就是其个体成员。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构成本能的第二个方面，它可以被概括为

“驱力过剩”

。这与方面，即我们摆脱特定行为模式的自由直接相关。要想简要地描述事情的这一点并非易事。对于动物行为而言，其本能欲望和本能目标之间存在永恒不变的联系，这一点我们已经描述过了，而这也正是动物行为的特点。在社会领域，只有属性相当确定的目标可以像钥匙一样，启动本能行动机制。基本生物需求借由本能行动，在一个互惠的行为模式中得到满足。在这种行为模式中，每个个体都扮演着固定和明确的角色。在这些刻板的表现模式之外，不存在本能的变化。人类在这方面相对缺乏特殊化，这导致了一种新情况（请大家想一想很多儿童抚养模式）。非特殊化意味着，我们虽然有非常明确的本能需求，

但我们的驱力客体（也就是驱力指向的对象）不是由基因决定的，而是由文化决定的外部世界的客体。特定文化塑造了这些客体，让其个体成员困难地、持久地（常常是永久地）与本能脱离。?

在获得让个体有资格调整驱力满足的社会地位之前，个体必须工作，取得成就，必须学会安守本分，不能对不符合自身社会地位的东西有非分之想。

这必然是一场艰苦的斗争。然而，在我们生命肇始之时，我们的本能意愿会相对较快地得到满足，也不期望得到我们的回报。当文化更严厉地陈述其要求，当我们要遵守的命令更加无爱（loveless）时，适应文化环境对于我们就会变得更艰难。

生物本能欲望和社会禁令之间的对抗要求人们调整自己，适应同胞所处的世界，控制和“改良”本能。

在其早期阶段，这种调整在情感上很容易受到干扰。它应当使更稳定的行为得到发展，但是并不一定非如此不可。渐渐地，伴随着无意识反应模式（习惯或强迫的行为方式），更接近于意识的行为模式出现了。这些行为都与弗洛伊德所说的文化适应力相关。这是人类性格中不可靠的部分。

在这一复杂的适应过程中——从外部看来，它很容易成功，比如通过谦虚的角色行为——我们应当强调下列事实：

强大的驱力需求——在儿童时期仍没有被驯服——有悖于规定、规则和习俗。

简言之，不符合社会道德。因为人类非常依赖群体生活，所以群体道德就是他们不得不去适应、以求得生存的现实。初，适应由外部的强制力推动。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渐渐知道了各种社会要求，而且或多或少地内化了它们，也就是说，发展了道德意识。这种道德意识要求他遵守来自内部的道德。

我们只需要回忆一下“机会造就小偷”这一说法，就能消除关于人类行为被道德意识控制程度的过分乐观。

在现在（或历史传统）的社会化实践中，大多数人在冲突压力下做出决定时，都需要一个权威用惩罚来威胁他们。只有这样，他们的行为才能受控于道德。那些守护道德中心区域的机构，即宗教机构，因此总是使用严厉的惩罚——永不超生——作为威胁来达到它们的教育目的。其所孕育的社会顺从使得儿童教育模式得以延续。许多人一生对文化的适应都像小孩子一样：只要教育的外部约束力强于他们的驱力冲动，他们就会顺从于它。在这里，我们提到“许多人”，人们也许会想，我们说的是“其他人”，而不是我们自己。但是在认真地审视我们自己在不同情况下的行为之后，这种看法就会得到纠正。心理学家常说，这是一个程度问题。所有事都既取决于自觉性和洞察力的共同作用，又取决于想要推翻它们的驱力的要求。没有人对规范行为的规则和规定忠心耿耿。这是人类的普遍情况。但是道德意识的形成并不是心理成熟的后阶段。批判性观点，同样可以引起人们对已获道德意识定论的怀疑。洞察力是自我的功能，它可以定期地，通过反思和审视，放松其对驱力引发的欲望的束缚。于是，自我能够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去理解它自身和所有人的现实情况。

这种批判性自我不仅在内在世界中，而且在对社会实践及其缺点的判断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它已经学会了说“是”与“否”，还会问为什么，也会谨慎判断和更好地远离偏见。回顾异教徒和禁令的历史，我们发现，藐视带有社会偏见的团体是非常危险的。道德似乎很保守，和生物性需求一样。

但是我们只有批判性地确认道德指令的心理媒介，才可以获得在心理上有序的文化适应力。这意味着当控制道德意识的外部权威和偏见系统土崩瓦解时，我们仅通过这个媒介就能够在混乱、令人困惑的情况下产生理解和同情的能力。

有些人经历了好几次社会标准的瓦解，他们发现，要抵御群体的指令很不容易，因为这些指令预示着惩罚，也提供着原始的驱力满足。要批判性地独立于这些情况需要冷静和高度稳定的自我组织（ego-organization）。要紧紧抓住这些从批判性思考中得到的观点，将它当作行为的指导方针就更难了。人，作为优秀的社会产物，对于一切想把他从群体中隔离出来的东西都极其敏感。反过来，作为一个持异议者，在面对“传统的”大多数人时，他承受着——如我们说过的那样——变成攻击冲动目标的危险。集体乐于寻找替罪羊这一点，会让他轻易地成为受害者。

媒体评论

正是有了像本书作者这类深刻反省过去的德国人，有了能对波兰人民下跪的德国总理，德国人民才有勇气面对人性之恶，用一些有形或无形之物记住那些给犹太人民、欧洲人民（包括本国人民）带来灾难的罪恶。在这一点上，德国人民是有勇气的。他们在防御机制的运用上，抛弃了原始的否认机制，选择了面对过去。这让人在面对人性之恶时生出希望之光。

童俊

IPA认证精神分析师，武汉市心理医院副院长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

精神分析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熟悉，其应用也会从临床治疗扩展到其他方面。这当中既有经验与理论的结合，也有方法上、文化背景上的差异。如何思考这些问题？《无力悲伤：集体行为的原理》一书便是答案之一，值得学者参考。

李小龙

武汉市心理医院门诊部主任

武汉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

本书是20世纪70年代的畅销书，因作者对当时德国社会的深刻剖析而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李孟潮

精神科医师

个人执业

前言

童俊：直面过去、直面人性之恶的心理学意义

本书是一本德国人剖析本民族运用各种防御机制应对战争罪行的书籍，自1967年出版后已再版十八次。作者在本书中把临床观察当作社会观察的佐证，主要论述的是二战后的德国人民没有能力在道德上反省二战这段历史，也没有真正地为死去的数百万人哀悼，以致陷入自怨自艾的境地。

我的同事——中国著名的心理动力治疗专家李小龙主任把弗洛伊德的著名论文《哀悼与忧郁》用作理论依据，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精彩阐述。我不想过多地在精神分析的语境下叙事，我只想说说我在德国首都柏林的所见所闻。

今年夏天，我去了很多欧洲城市，其中包括德国柏林。在离开柏林时，我全然没有在欧洲其他城市体验到的欢快和放松，内心满是悲伤、沉重以及对人性之恶的思辨。我在这个城市随处可见二战的遗迹。更确切地说，这个城市刻意保留着德国人的罪证。在每条街道上，我都可以看到在一些房屋门口的铜印章上刻有在毒杀中逝去的生命的名字。有些建筑被战火毁坏的部分仍然保持着原样。犹太博物馆里的碑墙群的设计十分独特。人们走进去后就会产生眩晕感。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由一块块丑陋的灰色水泥建筑构成，向远方延伸，使人心灵颤抖，难以平静。除此之外，我们还能看到倒塌的柏林墙的残迹……

一切都在提醒你不要忘记曾经的罪恶，让你体验而不是在嘴上空谈曾经的罪恶，让你时刻反思人性之恶。

正是有了像本书作者这类深刻反省过去的德国人，有了能对波兰人民下跪的德国总理，德国人民才有勇气面对人性之恶，用一些有形或无形之物记住那些给犹太人民、欧洲人民（包括本国人民）带来灾难的罪恶。在这一点上，德国人民是有勇气的。他们在防御机制的运用上，抛弃了原始的否认机制，选择了面对过去。这让人在面对人性之恶时生出希望之光。

童俊

教授，中美精神分析高级培训项目中方负责人

IPA认证精神分析师，武汉市心理医院副院长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科学研究基金评定委员会CERP研究基金评定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