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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安顺》以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贵州安顺小社会为背景，采用“浮世绘”式的手法，描绘了那里的世态人情、饮食风俗、奇人异事、官吏优伶、贩夫走卒，乃至方言土语……俨然一幅安顺地方的“风情画”。作者有着自觉的文体意识，语言朴拙，风格浓郁，读来引人入胜。书中配有不少安顺老照片，展现安顺老城的人文传承、民族风情等，富于旧时气息。

序一：一个人的安顺（钱理群）

序二：戴明贤：属于未来和远方的写作者（杜丽）

浮世绘/1

下江人（上篇）/10

下江人（下篇）/15

十指生涯/21

看练摊/29

优伶/35

来了美国兵/41

江湖落拓人/48

歌之祭/56

郑四爷/83

马帮过街/88

“丘二”/92

信徒/101

悲歌动地/109

“虎皮”/119

五官屯看跳神/125

缙绅/130

影院风景/137

厨子/141

流血故事/144

金钟山看“开堂”/148

生意人/152

“龙虎豹”/171

女先生们/179

七癖之凤/188

述异/193

瞬间/202

畸人/209

土话/218

玩具/235

食谱/246

岁时/257

杂事/267

后记/277

重版后记/280

    戴明贤，汉族，贵州安顺人。一九三五年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编审职称。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贵州省书法家协会主席、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贵州省芙峰印社社长、贵阳书画院院长、《花溪》文学月刊副主编等职务。

    专业从事文学、书法创作。出版文学作品《一个人的安顺》、《物之物语》、《郑珍诗传》、《岔河涨水》、《走进云里去》、《九疑烟尘》、《花溅泪》、《残荷》、《戴明贤散文小说选》、《采蕨集》、《石城引》、《掬艺录》、《黑白记》、《戴明贤集》〔八卷本〕等；出版书法篆刻作品《戴明贤书法篆刻集》《对山集》《自适其适》《万壑楼印存》《墨•象：八十学画集》等。戏剧影视作品有《夜郎新传》、《毕升》（与廖公弦合作）、《双婚疑案》、《树苗》、《燕楼惊豹》、《水寨龙珠》等拍摄、公演和获奖。书印作品曾数十次在国内外展览、收藏、刻石及获奖。2001年获中国书协中国书法艺术荣誉奖、2011年获建会三十周年荣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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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世绘

安顺是一座莹白的石头城。

安顺人住在石础石阶石院的木屋里，口腹之需也多与石头有关——盐巴用石钵擂，米面用石碓舂，糍粑用石臼打。小石磨不紧不慢地旋转，四面流下洁白的豆汁，在大锅里点豆腐。身上穿的更是离不开石头——新布用石磙碾轧，浣衣放在大石板上捣。

出门走石街，过石巷，穿越城中央的钟鼓楼石洞门。东西南北十字交叉的石甬道，永远被挑水夫们溅得湿漉漉的。成人们宁愿绕楼而过，小孩却爱嘚嘚踩过阴凉沁人、石壁长满厚苔的门洞，还要冷不防大叫一声，让整个门洞嗡嗡震响。颤巍巍的卖水扁担挑来的水，汲自城内的大龙井、双眼井、五眼井等十多个石井，井们都罩着石盖，刻着精粗不一的图案花纹，石沿上满是深深浅浅的数百年磨出来的绳槽。甜水叫大井水，供饮用；苦水叫小井水，供浣洗杂用，每担要便宜一个铜板。甘甜沁人的好水出在东郊一个窄而长的石罅里，名如其形，叫马槽龙井，或认为应作马场龙井，但东门只赶牛场，叫牛场坝；西门才赶马场。讲究美食的人家推豆腐待贵客，让水夫专门去挑马槽龙井的水，要多给一倍的脚力钱。

城里城外的石牌坊，多得数不过来。我家所住的东大街，短短里许长，据府志记载就有三座石牌坊，但在我出生前就因扩建马路拆去了。府文庙的牌坊、龙柱、小桥、院子，全是莹白的石雕。大成殿前的那对透雕龙柱，至今是镇城之宝，传说錾刻此柱的潘石匠，其报酬是按凿下来的石屑粉重量，一两石屑一两银子计算的。

安顺的标志性建筑，是西秀山的石塔。老媪邓罗氏逼童养媳为娼不遂，杀媳碎尸，是小城空前的大案，县官将她处以唯古书有记载的凌迟之刑，又是铭刻石碑，以警后世。

出城必经东西南北四座城门洞。出了城门，就见环城皆山——金钟山、凤凰山、飞虹山、盔甲山、小金山、观音山、武当山等等，多为一座座小巧玲珑的孤山，所以俗话说石城有桂林的山，无桂林的水。甚至有金斗不移、天鹅抱蛋、交椅大坡等奇怪的山名。金钟观音二山，高林蓊郁，遮天蔽日；其余诸山多是浅草灌木，露出斑驳的石骨，好像满天星斗。有一座螺蛳山，满山是青色的田螺化石，小学的男孩们大多要邀约朝拜一次，带上小钉锤，把石螺乱敲一气，绝难得到一枚完整的。稍稍成形的，就带回学校向侪辈炫耀。

石山洞多。常年游客不断的是城南近郊的华严洞。端午游此洞，是一项传统。洞口几只长满绿苔的大石缸，长年贮着岩浆水，供和尚食用，平时无人一顾，端午节就要论杯卖了。玩家们租用殿堂打围鼓、唱川戏、办酒席。城东二十里的清凉洞“天开一窍，前后通明，中有古刹，下有内外二城”。老百姓叫它粮仓洞，说是被诸葛亮七擒七纵的孟获屯粮的洞窟。城南五十里有两个洞合称“二仙洞”，传说当地山民办红白喜事，可以去洞口求借仙家的锅瓢碗盏，后来一户贪心人家没有全数归还，仙家生气，从此再也借不出来了。我没去过此洞，传说却听母亲说过。此外无数的山洞，多是山民躲避兵灾匪乱的处所；太平年月，则在洞里熬硝。

安顺人就在这个石世界里，经历每人一份的生老病死，苦辣酸甜。到得“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就退居一块石碑之后，销声匿迹。环城众山，密布层层匝匝的墓碑。记得次排队出东门，一走出城门洞，隔着低洼的牛场坝，撞到眼前的是满天星斗般的白石墓碑。一位高班学长脱口得句：“一出东门坟摞（读如糯）坟，老远看见摆家屯。”

小城计时，沿古习定时放炮。正午的“午时炮”重要，像棋盘上的楚河汉界，把一天平分两半。经常是我放学走近城中央的钟鼓楼，就听得北兵营的午时炮响起来。晚上母亲催寝，总是说：二炮都过半天了。二炮即二更。小城打更，只用锣，没有柝。一更不打，二更是“当当”连打，三更是“当、当当”，四更是“当、当、当当”，五更时睡得正酣，没听见过。正是苏东坡说的：“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三更前后，市声俱寂，独有“炒米糖开水——”的叫卖声，不时响起，格外凄凉。我奇怪半夜三更喝什么炒米糖开水，母亲告诉我，这是幌子，实际上卖的是“膏精”。膏精又称“梭梭”、白面，学名海洛因。当然，深夜寒风中神出鬼没的瘾君子们肯定也乐意喝一碗滚烫的炒米糖开水添些温暖。深夜还常有猫头鹰啼叫，“呜吴”一声，隔许久又一声，冷冰冰的，听得人发毛。小城人认为这是鬼叫。一听见，就会说：又是哪家老人要上路了。

北兵营还不时传来军号声。石城墙上，黄昏时分常见小号兵练习吹号。号声单调悠远，拖多长也不带颤声，苍劲寥廓。身后衬着火烧云。这似乎是所有小城的一道风景。沈从文先生笔下和不少电影里都描写过。费穆的电影《小城之春》中的主妇在城墙上来来去去，我看了很觉亲切。号声一传到街上，什么都可以当成玩具的小孩们就来劲了，跟着那调子，拖声曳气地，参差不齐地合唱：“死猪起床！死猪起床！天麻麻——亮——”青春年少的一代，学逃难来的“下江人”的样，偷偷谈自由恋爱，幽会也往往选择在偏僻的废城墙上。

那年月，小城上空总若有若无地飘浮着一缕药味。深夜分外清晰。有人闻着是异香，有人闻着是奇臭。这是鸦片的气味。一次，随大人观夜戏回家，路过东街大十字，扑鼻一阵浓郁的奇异药味。大人们说：哪家在熬烟！当时虽上距鸦片战争结束已百余年，清末民国又屡次禁烟，但在民间从来是禁而不绝。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过黔北，看到连挑夫脚力都靠吸鸦片提神服役，不由得骇异。解放战争期间，安顺人谷正伦主黔政，又正式开放烟禁，小城外的菜地谷田，开遍了妖艳无比的罂粟花，烟农用小竹篮提着“洋烟菜”即罂粟嫩叶尖进城卖给市民吃火锅。又香又嫩又脆，下火锅比茼蒿菜还好吃。

瘾君子人数虽少，却多是一家之主。几代人百余年的烟榻生涯，影响了整个小城的生活方式甚至思维方式。

例如晚睡晚起。中午饭叫早饭，吃晚饭已掌灯，午后和深夜吃点心叫“过午”和“消夜”。

例如重吃不重穿。烟客胃口不佳，非美食难以激发食欲。流风所被，虽小户人家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凡玩过黄果树景区的外地人，无不知道一路用餐，安顺味道好。传统的旧时风味小吃如荞凉粉、新苞谷粑、贼蜘粑等，尤称独步。但安顺人只管自享，从不宣传。许多外地名点传到安顺，或安顺人出门尝到，怡然一笑之外，绝不会想起运用传媒手段，奋起竞争。

安顺人重人情，讲礼仪。老亲老戚老街坊，几代人交往不绝。虽贫家小户，也恪守“忍嘴待客”的传统。“大跃进”运动后的饥馑年份，普通家庭里每餐都按量用秤称了，安顺人家来了远客仍要留饭。至少要以不限量的芡粉调冰果露以饷客。重礼仪当然就顾脸面，有“愿输脑壳不输耳朵”之谚，也就是可杀而不可辱。有一商人到广州进货，因衣着土气，店员警告他勿凑近货柜看货，如碰破玻砖，价钱是很贵的。他乃问，一块玻砖值多少钱，店员说了，他就举脚乱踢，把店中的玻柜全踢破了，然后叫老板出来收费。抗战期间，难民们把共同进餐各人付款的“AA制”带到安顺，安顺人无不嗤之以鼻，嘲之为“新生活，各开各”。说是“你舍不得请人，各人阴倒（悄悄）去吃就是。约起人去各开各，成何体统！”连中学生也不兴此风。

数百年自足自乐的生活方式，涵养出大量的聪明人、超脱者、幽默家。百艺一学就会，浅尝辄止；世事洞察于胸，仅供谈助。月旦人物，绳尺从严；自我解嘲，言辞尖利。善于将境外的新玩意改造为漫画。例如当着英文教师的面对学生做吃惊状：“这写的是什么鸡肠子、横起爬？”或背诵一封杜撰的家信：“发惹妈惹（父母）敬禀者：儿在校中读簸克（书），门门功课都古得（好），只有英格里昔（英文）不及格。先生挥起司的克（手杖），我骂先生是朵格（狗）。”对烫了发型的女士寒暄：“买包包莴苣菜回来？”随之而来的是处事从容日月长。半天可办之事，无妨置之半月；一周可成之事，何不放它一年。终于不了了之，为息事宁人；实在一旦提起，“忙，搞忘了！”便是天大理由。谁若再较真，就是不会做人，大众嫌弃了。乐事，莫过于良朋四五人，清谈彻夜。如哪个倦了，想退席歇着，众人不许道：“早死三年，够得你睡！”如有人早早告辞，要去赴饭约，众人就劝阻：“饭天天吃着的，少吃一顿饿不死！”如果一听东道主是熟人，就干脆一起去赴约。

富余的聪明才智，用于言语机锋。妙语隽句，碰嘴就来。诸如“人敬有钱人，狗敬多屎汉”，“冬瓜有毛，茄子有刺，汉子有钱，婆娘有势”之类，大都洞察世事。坐而言，起而行者，则做些无伤大雅的游戏。有一位此中大师，姓洪。买瓦缸还价太低，卖缸人出言不逊，他建议论斤卖，双方不吃亏。缸主以为有大利可图，同意论斤计费，并随口喊个天价。他一口应允，摸出钱说：“敲四两来！”他买鸡蛋，也是还价太低被货主讥讽。他和颜悦色，带货主到家里一张因地面不平而倾斜的大桌前，叫货主伸双臂护住桌沿，把上百个鸡蛋一一拣放桌上。然后打他一耳光，痛斥他狗眼看人低，不知和气生财。货主怕鸡蛋滚下摔破，伸长双臂一动不敢动，任他打骂。这类故事，妇孺皆知，成为地方掌故。

鬼神在安顺人的生活中，像油盐柴米一样普通。三姑六婆不用说了，读书人也抱着“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的态度。某家有时常恶作剧的“小神菩萨”（类似蒲松龄笔下的狐仙宅神），是众所周知，主人也坦然承认的。一位知书达理、沉着稳重的老辈夫人郑重告诉我一件亲历之事：夜阑客去，她独自坐在客室里，眼看着身边的茶几向前倾斜如鞠躬状，几乎成直角了，几上的茶杯兀自放得稳稳的。家母有一位表弟媳，一度“冤魂缠身”，在我家说了许多费解而又可怕的话，母亲与“它”对谈很久，威胁说如不速速退去，要去园子里折桃树棒棒来打它。过一阵，表舅母忽然清醒，又说笑如常了。当时我就在一边站着看这个奇怪的场面。这类奇谈怪事，是小城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一如油盐柴米。所以多年以后读《百年孤独》，自然就明白马尔克斯为什么不认为“魔幻现实主义”是一种创作方法，再三说那就是如实写下来的生活现象。

安顺的政治文化中心，是城中央的大十字钟鼓楼。三层飞檐，塔形，宝顶，一层比一层大，底下是几丈高的石门洞。

据府志记载，此楼元时建，明末毁，乾隆三十三年知府吕正清重建。道光元年副榜杨春发等补修。光绪中，知府汪仙圃更名为“鼎甲楼”。楼上中间两层祀文昌、魁星像。在我小时候，石阶上站着荷枪的兵，想是作了军政机关了。高石墙上经常满布招贴，从政府公告到京戏海报：“青衣花衫劈纺皇后曹丽君莅安露演”，乃至“天黄地绿，小儿夜哭。君子念过，睡到日出”的小黄纸条。门洞上挂过被枭首的土匪头的脑袋。有一次挂脑袋，我已上学，路过楼前，早已把头扭向一侧，看见的是黑、白、紫三段混作一团的东西。蓬乱的黑发，煞白的脸，血肉模糊的脖子。后来听说，有个小孩跟着大孩子们去看了一眼，吓得哭叫不能入睡，闹了一夜。他奶奶老年人有经验，次日带他再去钟鼓楼下，押着他仔细看了一遍又一遍，直至熟视无睹，再不害怕，这才好了。有一次，我大姐刚上初中，放学回家对父亲说，县政府的朱县长是假的，钟鼓楼贴告示了，父亲很觉奇怪，询问半天放声大笑起来。原来布告上写的是×月×日，“假县府大礼堂”举行什么活动。她们几个女生对着布告上这个奇怪的“假”字不知是借的意思，推敲来推敲去，作出上述判断。石门洞正上方，有一段时间挂出一只圆形的“标准钟”，指针所标，比未挂前提前一个小时。也就是今天称为“夏时制”者。居民称为新钟。凡说到时间，必说“新钟三点，老钟两点”，一切仍按老钟办事，徒增一份麻烦。不知几时，没了下文。

钟鼓楼东西南北四个门洞，似可视为安顺与世界相通的象征。但南北两向只通向本城的乡镇。真正的气孔是东西两方。西门通云南，在政治军事上都很重要，所以安顺有“黔之腹，滇之喉”之称。东门通省城贵阳，经贵阳而与全国相通。安顺出的人物，如共产党的王若飞、陈曾固，国民党的“一门三中委”谷正伦、谷正纲、谷正鼎，共产党的诤友黄齐生等，都是从这条路出去，而成为杰出的历史人物。据府志引《滇行纪程》说：“安顺府城围九里，环市宫室皆壮丽宏敞。人家以白石为墙壁，石片为瓦。估人云集，远胜贵阳。昔尝议立省会于此，以秤土轻重，不及贵阳，故舍此从彼。今移提督驻此，以镇盘江。”明初中央政府的屯军移民，给小城带来一股强劲的江淮之风，形成今日备受注目的“屯堡文化”。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大江南北不甘做亡国奴的日占区同胞陆续流亡到这个大西南腹地小城，又一次带来一片惨烈的繁荣和多方位的外来文化。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远征军和美军经此入缅甸，更令安顺的咽喉位置一时间举足轻重起来。就是这个时代、这段历史，编织成我童年阶段一个繁富陆离的印象世界，一卷风情浓郁的浮世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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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出现美国大兵的时间，我说不准确。应该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抢修中缅公路那时候吧。

安顺原也有外国人的。那是天主堂的修女和神父。行人寥寥的石巷里，时不时会有一位修女走着。飘飘荡荡的大黑道袍，大黑风帽镶一道雪白硬檐，鼻梁上架着金边眼镜。偶尔会两人同行，更偶尔是三个。不论几个，永远是沿着街边走，俯视疾步。若是太阳天气，那真是黑白分明，黑得深不可测，白得晃眼睛。那份超凡离尘的圣洁，拒人于千里之外，连那些百事可乐的刻薄鬼，也不敢拿她们做取笑的话题。此外还有基督教的牧师，虽也是高鼻深目，金发碧眼，衣着就很普通了。小时候生病，要是两服汤药不见效，或一日就会被母亲带着上街，也不告诉去哪儿。走到水洞街附近，隔着石桥两边的柳树隐约望见福音医院的灰房子，就明白是送来给外国人掀起衣裳听胸口了，立刻紧张起来，只盼望敲心口的是中国实习生。不论外国医生中国医生，一律都非常和气，轻言细语的。

编辑推荐

    小城安顺，素有“中国瀑乡”“屯堡文化之乡”“蜡染之乡”“西部之秀”的美誉，《一个人的安顺》记录这座莹白的石头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浮世人生——传统夜郎古国的淳朴民风，抗战涌入的“下江人”带来的新鲜气息，二者交织出时代的激荡和变化，通过当时的作者——一个少年的眼睛，写出其父辈、亲友、乡邻散淡生动的小城生活及风俗人情。

    作者着眼于“城”与“人”的互动，点染记忆中战乱时期的小城人物：“慈心与侠气兼备”的大姐，“始终娇慵着”的下江女人与“始终殷勤着”的下江男人，“披着灰白色的擀毡大氅，无比剽悍”的马哥头儿，“气质高洁”、“独来独往的剪花姑外婆”，有一支“维纳斯铅笔”、记忆中永远是一个“漂亮的大孩子”的裁缝师傅薛大哥，“洒脱和妩媚”的昌明和尚，并称“龙虎豹”的山城名师，还有“踽踽而去”的“卖葵花的皇帝”、“施施然而来”的食客等“江湖落拓人”……这些不见于经传的普通人，一个个活生生地站在面前，传递着那个已经消逝的时代的生命气息。

    作者对世俗生活背后的普通百姓的生命存在形态、精神面貌、命运……的关注，及其内在诗意的发掘，流露出对生息于故土之上的乡亲父老的深切理解，以及相濡以沫的悲悯情怀。

媒体评论

我从中看到了某种“永恒”的东西。是小城永远不变的散淡、潇洒的日常生活，还是小城人看惯宠辱哀荣的气定神闲的风姿，我都说不清楚。或许正是这“城”这“人”所特有的韵味，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坚韧的生命力量。它在四十年代的战乱中支撑了这座小城，这个国家，因而不朽。

——钱理群

它将中国边地小城市民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如此真实而精微，具体可触地呈现给我们，这对我辈“不知俗事”的偏颇，自是一个有利的纠正。而作者对世俗生活背后的普通百姓的生命存在形态、精神面貌、命运……的关注，及其内在诗意的发掘，处处流露出对生息于故土之上的乡亲父老的深切理解，以及相濡以沫的悲悯情怀，则更有助于读者接近普通百姓真实的生活。这大概就是本书的格外动人之处吧。

——钱理群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向有“两传一城”的说法，其中“两传”指的是萧红的《呼兰河传》，孙犁的《铁木前传》；“一城”则是沈从文的《边城》。三部作品都是传世经典：写的都是故乡人物和往事，人物命运都是令人唏嘘感叹，艺术风格都是深挚隽永。我以为，戴明贤先生的《一个人的安顺》是为中国文学又贡献了“一城”，以后再谈起这四部永恒的经典时，完全可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两传两城”。

——杜丽

在我看来，戴明贤先生虽然远离喧嚣，幽居贵州，但其思想和文字却颇具前沿性和先锋性；虽然始终保持着传统士大夫的生活品味，但其每一篇作品都有着自觉的文体追求和艺术用心，可以说，他是有着史家视野的散文家，有着世界眼光的贵州乡土作家，有着传统情怀的当代作家。

——杜丽

前言

序二：戴明贤：属于未来和远方的写作者

大约十年前，经由钱理群教授推荐，我有幸读到戴明贤先生写安顺人事的散文集《石城浮世绘》。那时，戴明贤先生的名字于我是完全陌生的，贵州更是一个十分遥远的存在。

薄薄的一卷书稿，淡淡的家常文字，展读之下，立刻被书中描写的那个逝去的年代，那个远方的世界，那些众生的命运所打动。在对作者没有更多了解的情况下，年轻的我竟然胆大妄为，将原来的书名改为《一个人的安顺》，在我供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十年过去了，十年间，感谢戴明贤先生的信任，我们作为编辑和作者四度合作，北京—贵阳之间书稿、信件、邮件多次返还。翻译家李文俊先生曾经这样谈起他和福克纳之间的缘分：他说自己虽然从来没有见过福克纳本人，但自感比福克纳的家人朋友似乎更加了解这位美国作家，因为通过字字句句的翻译推敲，仿佛已经踏上了作家精神世界的花园幽径。我相信此言不虚。通过编辑戴明贤先生的四本（三种）作品，借用一个西方哲学的概念，我感觉自己也对这位前辈作家的心灵世界仿佛有了更多的“同情之理解”（这里的“同情”是感同身受的“共情”之意）。

在我看来，戴明贤先生虽然远离喧嚣，幽居贵州，但其思想和文字却颇具前沿性和先锋性；虽然始终保持着传统士大夫的生活品味，但其每一篇作品都有着自觉的文体追求和艺术用心，可以说，他是有着史家视野的散文家，有着世界眼光的贵州乡土作家，有着传统情怀的当代作家。

一、中国文学的又一“城”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向有“两传一城”的说法，其中“两传”指的是萧红的《呼兰河传》，孙犁的《铁木前传》；“一城”则是沈从文的《边城》。三部作品都是传世经典：写的都是故乡人物和往事，人物命运都是令人唏嘘感叹，艺术风格都是深挚隽永。我以为，戴明贤先生的《一个人的安顺》是为中国文学又贡献了“一城”，以后再谈起这四部永恒的经典时，完全可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两传两城”。

现在看起来，我当年为《石城浮世绘》改书名为《一个人的安顺》虽然是出于图书市场的考虑，但从今天的角度看来：“石城浮世绘”的确是更为恰切的书名。这是一本有着“史”的自觉意识的潜心之作。作者在“后记”中自述虽然久已想写，但直到年事渐长，阅历加深，尤其是读了一些文化人类学著作后，才进一步意识到童年的家乡“有一份自己的文化”、“是一个完整的文化生态圈”，于是，“按记忆实录”，以抗战前后这一时段的小社会为对象，以社会群体为单位作白描勾勒这一“惬心的形式”也就水到渠成，油然而生了。实际上，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在苦苦寻觅到不同的“惬心形式”后才开始动笔的，属于当代为数不多的有着自觉文体意识且能付诸实施的写作者。

当代作家中专注于写一个地方的作家不在少数，贾平凹专注于商州和西安，多年苦心经营；莫言专注于高密东北乡，一发而不可收，还因此走向世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再次证明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句名言；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说，越是地域的，也就越是中国的。戴明贤先生专注于家乡安顺、贵州，自成一家，读者远在贵州之外；而不同于其他作家的是，其作品除了醇厚的艺术性，还透出他有着自觉的学者情怀：在文学之外的“史”的意识。

说《一个人的安顺》有着“史”的自觉意识，固然是因为，作者自觉地记录下了当时安顺的城市地图，建筑地标，尤其是各个社会阶层、社会结构、人物群像、人情风物、饮食习俗，乃至方言俚语。正如作者所说，号为“黔之腹、滇之喉”的安顺历史上一直有着特殊的重要地位，明朝初期的屯军和抗战时期的流亡两次大规模移民所形成的“五方杂处”的社会局面，令内地的主流文化以独特的方式冲击、融合着小城的传统。虽然其地理位置相对于内地文化中心显得偏远，实际上远的也是近的——流亡的“下江人”带来的异质文化、抗战剧团的演出、影院的电影，加上传统戏曲都是当时的风气之先，小城的人们，尤其是作者的姐姐明端、明坤这样的年轻人立刻就被熏陶乃至直接参与其中。

然而，在我看来，作者的写作目的不止于“实录”，他还有着更高的艺术追求。虽然这追求往往被其平实质朴的文字所遮蔽，但明眼的读者还是能够准确地与作者的艺术世界接上头，并在其中深深迷醉。

文学不是政治，它是一种温柔的劝导和说服。为了说服读者，小说家用故事做迷药，诗歌弹奏着永恒致命的旋律，更多承载思想的散文要靠什么呢？哪一种写作幻术足以将散文所携带的思想诉诸读者的感官，让他们清醒地入迷呢？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散文随笔仰赖的纯是作者个人语言的魔力，是“将短暂人生的声音，透过个人语言的迷蒙烟雾，提升到永恒融洽的国度”。于是，在每一缕烟雾升起之处，作者思想的耳语说服了读者的理性。而曾几何时，我们的散文还不甚明了“劝导”这门温柔的艺术，在秦牧、杨朔的时代，散文似乎更多地“教导”着读者，要么是不甚顾及读者感受的独自“抒情”。这样的写法在那个时代是好的，是被允许的，是得到呼应的，而在今天，则是“劝导”艺术制胜的时代，只有深谙这门艺术的写作者才能俘获读者的心。戴明贤先生显然就是这样一位高妙的劝导者。

具体到《一个人的安顺》，那么多家国旧事，许多桩辛苦遭逢，其中不乏惊心动魄、刻骨铭心者，作者也只是淡淡起笔，从“莹白的石头城”写起，用质朴无华的文字，轻言慢语的语调，娓娓道来，并不急于去动手抓住读者，读者却在不知不觉中被慢慢打动，以致深陷其中，难以释怀。在写法上，他糅合了电影、戏剧、小说、诗歌等各种艺术形式，甚至传统绘画的“留白”手法，言尽意远，给人以无穷回味。文字则保持着慢速、朴拙的手工感、手艺感，仿佛是一针一线手工缝制起来的，针脚绵密细致，读来回味悠长。这在当下很多粗针疏脚，以炫取胜的写作潮流中实属凤毛麟角。

二、微观历史:物的前世今生

戴明贤先生曾用“浮屠不三宿桑下”恐生留恋之情的典故，表达自己对有情世界的多情与牵挂，并深深自责。同样的自责，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也有一个类似的表述——“我有个自责甚深、始终渴望改正而未能戒除的毛病，那就是对持有相当时日的事物每每保有一份忠诚。例如经年穿戴的一件衣服、一顶帽子，或者是一把惯使的手杖，一间久居的老屋……一旦离开它们，总觉得浑身不对劲，或内心隐隐作痛，更遑论其他刻骨铭心的割舍和分离了。”中西两位作家用不同的表述方式，表达了同样的对旧物的留恋，也是对记忆的留恋。

《物之物语》可以说是《一个人的安顺》的续篇，叙述的是1950年代以后的人事，以“物件之历史”的视角切入，刻绘父母流传下来的老物件、友朋间赠送的书面及小物品，以及一些老照片等所蕴涵的人生故事。这本书打动我的地方在于一个“惜”字——如今是一个物质消费的年代，“一次性”取代了永久使用，“升级换代”替代了代代相传，闪闪发光的“新”取代了旧物的手泽和斑驳。很多旧物连同传统一起被迅速地放弃和遗忘，但人的生活是有连续性的——“现在”经由“过去”而来，失去了“过去”，“现在”也就失去了根基。蔓延在社会上的普遍焦虑情绪就跟失去了“连续性”不无关系。此时，这本书所表现出的惜物、惜人、借光阴、惜旧情、惜缘分、惜传统的情怀，就显得格外安详、自足、富有启示。

这本书里，再次彰显出作者自觉的文体意识和独特的语言魔力——全书共五十四篇，写出了五十四件寻常又不寻常的“物”的幽微历史。尤其是，其中很多的物与人都是不入通常写作者法眼的家常物件、平凡人物，作者却独具慧眼和慈心，能发现其物存在的真理，其人内心的绚烂，从容勾勒其脉络，耐心梳理其来历，从而写出一个时代的风雨雷鸣；那个笼罩着政治风云的年月，那些以各自耐力与韧性维系自己存在的人物，读完他们的这段“小历史”，谁敢再说只有英雄人物才有资格入史？这种看待物、看待人、看历史的眼光，岂不暗合了法国年鉴派微观史学的路子？书中所写的“贵州往事，且行且忆”岂不完全可以远播他方，传之久远？

三、一个写作者的生命哲学

身处这个火热的时代，一个写作者如何存在、如何自处？一个地处贵州这样相对于“中心”略显偏远之地的写作者如何存在、如何自处，乃至如何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开拓写作资源？对此，戴明贤先生的新作——《子午山孩——郑珍：人与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实际上，多年以来，戴明贤先生自己的生活就一直渗透着审美感——家常的审美感，他是少数能将生活与作品融为一体、做人与做文和谐一致的作家。

在讲到法国作家蒙田时，弗吉尼亚•伍尔夫这样说到他的归隐的生活哲学：“倘若没有引导，没有范例，要过好幽居生活比过好公共生活困难得多。这是一种艺术，需要每个人独自钻研。读书，不是为了求知或者谋生，而是为了把交流扩大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

戴明贤先生不是隐居者，作为深受儒家文化传统影响的安顺子民，他在现实与理想、功名富贵与心灵独立之间有自己的取舍，也有对现实的妥协。在说到自己身处的贵州时，他这样说：“贵州建省晚，僻处西南一角，从来不受先进地区、主流文化的青眼。”作为一个写作者，身处偏远之地，如何在凡庸的日常生活中开拓写作资源，戴明贤先生选择了乡先贤郑珍作为交流对象，所以，他写郑珍诗传，就像是在写自己，是为了“把交流扩大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

做到了，这种相隔不同时空的交流是如何有效，如此深刻、如此默契，以至邵燕祥先生在序言中说是作者“发现”了郑珍的存在。经由这发现，读完全书，生活于一二百年前的这位诗人，“已经成为我声息相闻的近邻，忘年相交的契友，可以月下同游，可以花前对饮，可以雨夜联床”，“而不问是十九世纪还是二十一世纪了”。

尽管如此，如何让生活于一二百年前的经学诗人的诗能为当代读者所理解，作者很是费了一番苦心，除了用他自己拿手的散文翻译出一首首原诗之外，还用了很多心思还原郑诗的精神，注重百载之下读者的感受。如在一八三九年九月与僧人登山留书复与友人乘船玩山的情节后，作者用一句“这是郑子尹数十年阴霾中一个珍稀的响晴天”作结，一句话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让近二百年后的我们发出会心会意的微笑。

按照接受美学的理论，一个作家的作品是由写作者和阅读者共同创造的。戴明贤先生的这几本书，都不是热销书，但是，作为责编，我送出去的每一本书都有欣喜的回应，这就是文化积累、文化效益。有机会来贵州的朋友都想来见见戴明贤先生，都想去一趟安顺。有朋友在安顺看到戴明贤先生手书的匾额都兴奋地打来电话——的确，戴明贤先生已经成为“贵州的文化名片”、“安顺的文化名片”，他的读者都是高品质读者。这是一个小众阅读的年代。我坚信，一本书的价值不在于它销售了多少册，而在于它被多少个读者用心细读，被多少个读者珍藏在心头。在这个意义上，戴明贤先生的乡土系列作品更丰富的意义还在未来，在远方，等待更多读者的阅读和发现。

（本文由2013年举办的“戴明贤乡土书系研讨会”发言稿整理而成）

杜丽，女，作家，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民进中央出版委员会委员。出版有散文集《美好的敌人》《带绿色玻璃罩的台灯》《为卡尔文疯狂》《蓝色手指》等。现供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

书籍介绍

小城安顺，素有“中国瀑乡”“屯堡文化之乡”“蜡染之乡”“西部之秀”的美誉，《一个人的安顺》记录这座莹白的石头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浮世人生——传统夜郎古国的淳朴民风，抗战涌入的“下江人”带来的新鲜气息，二者交织出时代的激荡和化，通过当时的作者——一个少年的眼睛，写出其父辈、亲友、乡邻散淡生动的小城生活及风俗人情。

作者着眼于“城”与“人”的互动，点染记忆中战乱时期的小城人物：“慈心与侠气兼备”的大姐，“始终娇慵着”的下江女人与“始终殷勤着”的下江人，“披着灰白色的擀毡大氅，无比剽悍”的马哥头儿，“气质高洁”、“独来独往的剪花姑外婆”，有一支“维纳斯铅笔”、记忆中永远是一个“漂亮的大孩子”的裁缝师傅薛大哥，“洒脱和妩媚”的昌明和尚，并称“龙虎豹”的山城名师，还有“踽踽而去”的“卖葵花的皇帝”、“施施然而来”的食客等“江湖落拓人”这些不见于经传的普通人，一个个活生生地站在面前，传递着那个已经消逝的时代的生命气息。

作者对世俗生活背后的普通百姓的生命存在形态、精神面貌、命运的关注，及其内在诗意的发掘，流露出对生息于故土之上的乡亲父老的深切理解，以及相濡以沫的悲悯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