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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共49篇，是一部先秦至秦汉时期的礼学文献选编。该书为西汉时期的戴圣所篡辑，是研究中国古代礼制或研究儒家学术思想史的书籍。其中有许多关于学习、教育、生活、修养身心和为人处世的道理，精辟深刻，对今人仍有教益。由于《礼记》内容驳杂，除少数篇外，大部分很少有突出的中心内容，而且缺乏逻辑联系，因此殊为难读。

前言1

士冠礼1

士昏礼第二31

士相见礼第三67

乡饮酒礼第四78

乡射礼第五105

燕礼第六161

大射第七192

聘礼第八244

公食大夫礼第九303

觐礼第十324

丧服第十一335

士丧礼第十二384

既夕礼第十三422

士虞礼第十四454

特牲馈食礼第十五476

少牢馈食礼第十六506

有司第十七530

附录

主要参考书目567                                                               

杨天宇，曾任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他长期从事经学（侧重于其中的《三礼》学）、历史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国内著名的“三礼”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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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经典，名家译注，用词精准，文字晓畅。

前言

 一、 关于《仪礼》书名

《仪礼》这个书名是后起的。先秦时期，《仪礼》只单称《礼》。如《礼记·经解》曰：“恭俭庄敬，《礼》教也。”《庄子·天运篇》记孔子曰：“丘治《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经。”以上引文中的《礼》，都是指的《仪礼》。

汉代《仪礼》亦单称《礼》，又称《士礼》，又称《礼经》。如《史记·儒林列传》曰： 言《礼》自鲁高堂生。

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

鲁徐生善为容，……传子至孙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为容，不能通《礼经》。《仪礼》在汉代还有《礼记》的名称（非同于大、小戴之《礼记》）。阮元曰：“按《礼经》在汉只称为《礼》，亦曰《礼记》；《熹平石经》有《仪礼》，载洪适《隶释》，而戴延之谓之《礼记》是也。无称《仪礼》者。”（《仪礼注疏》卷一《校勘记》）洪业先生亦持此说，其主要根据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既曰“《礼记》出自孔氏”，在《儒林列传》中又曰“于今独有《士礼》”，是《世家》之《礼记》即《儒林》之《士礼》无疑（见《仪礼引得序》）。阮、洪二氏之说都不错。我们还可以找出一些证据来。如郑玄注《诗经·采蘩》引《仪礼·少牢》经文，而曰“《礼记》：‘主妇髲鬄。’”郭璞注《尔雅·释言》引《仪礼·有司》经文，而曰“《礼记》曰：‘厞用席。’”郭璞是晋人，盖袭用汉时书名。

汉代无《仪礼》之名，对此，古今学者皆无疑义。陈梦家说，两《汉书》中，“从未出现《仪礼》的名目”，并由此推断武威出土汉简本《仪礼》，“若有大题应是《礼》”（《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4年版，第13页）。

《仪礼》之名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今已很难确考。《晋书·荀崧传》记载荀崧上疏请求增立博士，其中有“郑《仪礼》博士一人”。这说明迟在东晋元帝时，已经有《仪礼》之名了。

二、 《仪礼》的来源与孔子定《礼》

今本《仪礼》凡十七篇，其中第十三篇《既夕礼》是第十二篇《士丧礼》的下篇，第十七篇《有司》是第十六篇《少牢馈食礼》的下篇，所以实际上只记载了古代的十五种礼仪。但是中国古代的礼仪却远远不止此十五种。

中国上古的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便逐渐建立起森严的等级制度。为了维护这种等级制度，使高高在上的贵族与庶民和奴隶相区别，并使贵族中的不同等级相区别，便制定出许许多多的礼，诸如朝觐、盟会、锡命、军旅、蒐阅、巡狩、聘问、射御、宾客、祭祀、婚嫁、冠笄、丧葬等，后人把这些礼概括成吉、凶、宾、军、嘉五大类（始见于《周礼·大宗伯》）。不同等级的贵族，行用不同的礼。即使在同一种典礼活动中，贵族的等级不同，其所使用的器物、所穿的衣服、所行的仪式等也各不相同。贵族统治者通过这许多的礼，来贯彻其政治意图，维护其建立在等级制度基础上的社会秩序，这就是所谓“礼以体政”（《左传》桓公二年）。然而，这许许多多的礼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据杨宽先生研究，有一些礼是从氏族社会时期沿袭下来的礼俗演变而来的。如籍礼来源于氏族社会时期由族长或长老所组织的鼓励成员们进行集体劳动的仪式，蒐礼来源于军事民主制时期的武装“民众大会”，冠礼来源于氏族社会的成丁礼，乡饮酒礼来源于氏族社会的会食制度等（参见《古史新探》）。

然而由氏族社会的礼俗演变而来的礼，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为适应贵族统治者从各个方面维护其特权和统治秩序的需要，这些礼是远远不够的，还需制定许多新的礼。邵懿辰说：“礼本非一时一世而成，积久服习，渐次修整而臻于大备。”（《礼经通论·论孔子定礼乐》）这话是说得很对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个人在制礼过程中的作用。中国古代有所谓“周公制礼”的传说，说周礼都是周公制定出来的。如《左传》鲁文公十八年记鲁国季文子的话说：“先君周公制礼。”《尚书大传》说得更具体，曰： 周公摄政，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四库全书》本，卷三）。这种说法在春秋战国时期很盛行，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论语·为政》说：“周因于殷礼，其损益可知也。”周公作为周初的行政长官，根据当时的情况，拿了殷礼来斟酌取舍，做一番“损益”的工作，从而制定出一套适合新兴的周王朝需要的礼，是完全有可能的。只是不应该把这件事情加以神化，或者说把周公对于制定周礼所起的作用过于夸大。正如顾颉刚所说：“周公制礼这件事是应该肯定的，因为在开国的时候哪能不定出许多的制度和仪节来？……不过一件事情经过了长期的传说，往往变成了过分的夸大。周公制礼这件事常常说在人们的口头，就好像周代的一切制度和礼仪都由他一手而定，而周公所定的礼是超的，因此在三千年来的封建社会里，只有小改而无大变化，甚至说男女婚姻制度也是由他创立，那显然违反了历史的真实。”（《“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载《文史》第六辑）

既然周公可以制礼，周公以后的执政者就也可以制礼。他们或者根据当时的需要对周初的礼作一些必要的调整和修订，或者再制定出一些新的礼来；他们可能亲自做这件事，也可能命令当时统治阶级中有关这方面的专家（相当于后来的礼家）来做这件事，就像后世朝廷的统治者经常命其大臣们议礼、制礼一样。这样一来，礼的数量就不断地增多，礼仪也随之而日益繁缛起来。故《礼记·礼器》有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是极言其多而繁。这些不断增多和日益繁缛起来的礼，统称之为周礼。

这许许多多的周礼在当时是否形诸文字，或者说，在西周时代是否有类似后来的礼书一类的东西，因无确切的证据，尚不敢断言。但以情理推之，周统治者既然如此重视礼，那么他们把所制定的礼用文字记载下来，以便贵族及其子弟们去学习和实践，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论语·八佾》记孔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里的“文献”二字，据朱熹《集注》的解释，“文”指典籍，“献”指熟悉历史典故的贤者。孔子说“文献不足”，是可见夏殷之礼，在当时还是多少有一些文字记载的（尽管可能出于传说或后人的追记）。在《论语》的同一篇中孔子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难道这“郁郁乎文哉”的周礼，反倒没有文字的记载吗？孔子又何从知其“郁郁乎文”呢？《庄子·天运》记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此所谓“陈迹”，即指周的先王们遗留下来的文献，当然也包括记载礼的文献（参见《周予同经学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00页）。我们再看看下面的材料。《孟子·万章下》曰：“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而皆去其籍。’”（班爵禄，既是周的一种行政制度，同时也是一种礼。周王室在给贵族功臣班爵禄时，无不举行隆重的典礼）

《汉书·礼乐志》曰：“及其衰也，诸侯逾越法度，恶礼制之害己也，去其篇籍。”

《汉书·艺文志》曰：“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曲礼三千。’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上面这些说法如果可信（其实我们今天也很难找到确切的证据来证明它们不可信），那就正可以说明，周礼原本是有“籍”的。这些记载周礼的“籍”，便是后来《仪礼》的源。

到了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新的阶级力量开始崛起。与此同时，周王室衰落了，诸侯强大起来；公室衰落了，私门强大起来。这样，旧的等级制度和等级关系开始动摇了，而维护旧的等级关系的一系列的礼，自然也就遭到破坏，于是就出现了诸如“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皆见《论语·八佾》）等“僭越”行为和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与此同时，强凌弱，大侵小，诸侯之间战争不断，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深受其害。于是就有儒家出来，以拯救现实社会为己任，其初的代表人物就是孔子。

孔子所提出的救世学说，核心就是仁和礼。仁以止杀伐，礼以救衰乱。“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这句话，概括了他全部的政治纲领。他的政治理想，就是回复到西周时期那种和谐安定的礼制社会，也就是他所谓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孔子既然幻想建立一个礼制的社会，所以他就以维护和恢复周礼为己任。他对各种违反礼和破坏礼的行为都加以批评和斥责。如他指责鲁国的季氏用“八佾舞于庭”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对于鲁国的仲孙、叔孙、季孙三家祭祀时“以《雍》彻”，他批评说：“‘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对于季氏行祭泰山之礼，他批评说：“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对于鲁国的国君行禘祭之礼，他说：“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对于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他说：“尔爱其羊，我爱其礼。”（皆见《论语·八佾》）与此同时，他积极地宣传礼、实践礼，并把礼作为他教育学生的科目之一。在《论语》一书中，记载孔子关于礼的言论，占了很大比重，仅“礼”字就用了七十二次之多，此外还有许多虽未用“礼”字而实际是讲礼的言论，如上举《八佾》诸条，除批评子贡一条外，就都没有用“礼”字。

孔子关于周礼的知识，其来源盖有二途。一是勤问。如《论语·八佾》篇曰：“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二是阅读有关周礼的文献记载。尽管春秋时期诸侯因“恶其害己”而“去其籍”，但各国的情况不一样。例如鲁国在当时就是保存有关周礼文献较多的一个诸侯国，因此晋国的韩宣子在鲁国“观书”之后，有“周礼尽在鲁矣”之赞叹（《左传》昭公二年）。孔子是鲁国人，又曾仕鲁，做过“能自通于国君”的官（崔述《洙泗考信录》卷一）；大约在他五十二岁时，还做过鲁国的司寇（同上卷二），因此他完全有条件、有可能读到鲁国的文献，从中学习和研究周礼。他还曾周游列国，因此也可能接触到其他一些诸侯国中所保存的文献。勤问加上勤学，就使他成为当时知名的有关周礼的专家，并且要拿周礼来拯就当时的社会。

......

清代号称经学复盛时代，然清初犹未脱宋学遗风。至乾隆以后，汉学大著。乾隆年间，特刊《十三经注疏》分布学宫。乾隆十三年，又钦定《三礼义疏》，其中《仪礼义疏》四十八卷，多宗敖继公说，而兼用郑《注》。此后《仪礼》之研究和著述渐盛，著名的学者和著作甚多。如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十七卷，全录郑《注》，摘取贾《疏》，而略以己意断之，并定其句读而疏其章节，该书家法，颇为学者所称道。万斯大尤精《三礼》，其所著《仪礼商》二卷，取《仪礼》十七篇，篇为之说，颇有新意。方苞晚年自谓治《仪礼》十一次，用力勤，所著《仪礼析疑》十七卷，举《仪礼》之可疑者而辨之，亦创获颇多。福建海防同知吴廷华，去官后隐居萧寺，“穿穴贾孔，著二礼《疑义》数十卷”。其《周礼疑义》今存，《仪礼疑义》或即今所传《仪礼章句》十七卷（参见《四库提要》）。该书于篇内划分章节，析其句读，训释多本郑贾，亦兼采他说，附“案”以发明其义，行文至简约，颇有补于《礼》学。蔡德晋《礼经本义》十七卷，引宋元明以来诸家之说，与《注》《疏》互相参证以发明其义，于名物制度考辨颇悉，亦兼出新义。盛世佐《仪礼集编》四十卷，搜辑古今说《仪礼》者一百九十七家，而断以己意，持论严谨，无浅学空疏之谈，于诸家谬误，辨证尤详，是研究《仪礼》的一部很好的参考书。他如沈彤的《仪礼小疏》、褚寅亮的《仪礼管见》、胡匡衷的《仪礼释官》、江永的《仪礼释宫增注》、程瑶田的《仪礼丧服足征记》等，都是一时的名著。而其中有名、也有功于《仪礼》学的，要数胡培翚的《仪礼正义》、张惠言的《仪礼图》和凌廷堪的《礼经释例》三部著作了。胡氏的《仪礼正义》四十卷，约有四例： 一曰疏经以补《注》，二曰通《疏》以申《注》，三曰汇各家之说以附《注》，四曰采他说以订《注》，是亦《仪礼》之新《疏》，是一部《仪礼》学集大成的著作，后世研究《仪礼》者，皆不可舍其书。张氏《仪礼图》六卷，按照《仪礼》各篇礼仪的演进，每一重要的仪节皆绘制一图，每图皆详其宫室建制、礼器人物的位置以及行礼过程中人与物处所方位的变化等，使难明的礼文，视其图即可一目了然，甚便于学者。凌氏《礼经释例》十三卷，把《仪礼》中的礼例分类归纳为二百四十六例，他在《序》中自称是“矻矻十余年，稿凡数易”而成，又说《仪礼》之“节文威仪，委曲繁重。骤阅之，如治丝而棼，细绎之，皆有经纬可分也；乍睹之，如入山而迷，徐历之，皆有途径可跻也。是故不得其经纬途径，虽上哲亦苦其难；苟其得之，中材固可以勉而赴焉”。他撰此书的目的，就在于“聊借为治丝登山之一助”。凌氏此书对于读《仪礼》，可收到触类旁通的效果，是我们今天理解《仪礼》的一把很好的钥匙。

由上可见，《仪礼》学到了清代，堪称蔚为大观矣。

七、 《仪礼》对于今天的意义

《仪礼》中所记载的各种繁缛的礼仪，早被古人视为不切时用。例如韩愈就曾经说：“余尝苦《仪礼》难读，又其行于今者盖寡，沿袭不同，复之无由考，于今诚无所用之。”（《韩昌黎集》卷十一《读仪礼》）朱熹也曾多次说：“古礼于今实难行。”又说：“‘礼，时为大’。有圣人者作，必将因今之礼而裁酌其中，取其简易易晓而可行，必不至复取古人繁缛之礼而施之于今也。古礼如此零碎繁冗，今岂可行！”（《朱子语类》卷八十四《论考礼纲领》）

随着封建社会的覆灭，《仪礼》所记载的各种礼仪制度，已经失去了社会凭借，成了历史遗迹。但《仪礼》作为一部重要的传统文化典籍，仍具有十分宝贵的价值。

中国古代社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都是实行礼制的社会，这正是《仪礼》一书得以产生和流传的根本原因。通过《仪礼》一书，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是怎样利用礼来为维护和巩固他们的等级制度服务的。尽管《仪礼》中所记载的礼仪，封建统治阶级也因其过于繁缛而感到不切实用，但一直把它尊为经，作为议礼、制礼的重要依据。这一点，我们只要略翻《二十四史》中的《礼志》，或《通典》、《文献通考》等书，就可以找出大量的例子。如果不依《仪礼》的礼例，或不参照其中的仪则，就会受到批评。如朱熹就曾批评说：“横渠（张载）所制礼，多不本诸《仪礼》，有自杜撰处。”相反，他对于遵循《仪礼》者则加以肯定，说：“如温公（司马光），却是本诸《仪礼》，为适古今之宜。”（《朱子语类》卷八十四《论后世礼书》）所以，《仪礼》一书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和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特别对于认识和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所实行的礼制，具有重要意义。

礼学与仁学相辅相成，是中国古代儒家学说的核心。《仪礼》则是儒家礼学早、也是基本的文献。要研究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特别是儒家的礼学思想，《仪礼》是的文献。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儒家的礼学思想已经成为国家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指导人们思想和言行的准则，以及伦理道德的规范，即孔子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这些准则和规范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而是通过一系列礼仪和礼容的具体要求来体现的，而《仪礼》就是统治阶级提出和确定这些要求的重要依据。例如我们只要读一读《士相见礼》，就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社会中某些礼仪和礼容要求的根据所在。所以《仪礼》一书不仅对于研究儒家的礼学，而且对于研究古代社会中人们的思想、生活和伦理道德观念等，都有重要意义。

《仪礼》一书还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由于《仪礼》中记载多的是士礼，因此《仪礼》一书集中而大量地提供了有关中国古代士的阶级地位、士内部的等级关系、士所担任的职官、士的生活和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材料，为现今所知其他任何一种文献所难以比拟。《仪礼》中所记载的从天子到诸侯、到卿大夫、到士的不同的礼仪，以及通过这些礼仪所体现的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则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阶级关系的重要资料。《仪礼》中还保留了许多有关中国古代职官的材料，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古代官制的宝贵资料。清人胡匡衷曾作《仪礼释官》，已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先例。又如《仪礼》中所记载的中国古代的宫室制度、服饰制度、饮食制度以及大量的礼器的应用制度等，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古史，以及在考古学上，都有重要价值。

我们还要指出，读懂《仪礼》，对于我们读懂许多其他古代文献，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中国古代文献中有许多关于礼的记载，或者说许多记载都涉及到礼，没有读过《仪礼》的人，对于有关记载就很难真正理解。例如，没有读过《仪礼》，就很难读懂《礼记》和《周礼》的有关篇章，也一定很难理解《荀子》的《礼论》篇。又如，《左传》宣公十八年记鲁公孙归父受宣公之命聘于晋，回来时，宣公已死，于是“子家（公孙归父的字）还，及笙（地名），坛帷，复命于介。既复命，袒，括发，即位哭，三踊而出”。没有读过《仪礼》的《聘礼》和《丧服》，对于《左传》这段记载中所涉及到的礼，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再如，《论语·八佾》篇记孔子曰：“射不主皮。”如果没有读过《乡射礼》，也就很难理解这句话的意思。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如果你细心读过《仪礼》，自然就有体会了。

后，我想说明几点： 一、 本书的《仪礼》原文部分，依据的是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校《十三经注疏》本，《注疏》本偶有讹误，则予以订正。二、 本书1994年曾出过繁体字版，凡六十余万字，并附有图。这次改为简体字再版，篇幅亦压缩了约三分之一以上。为节省篇幅，注释中凡用前人之说，一律未标明出处。读者如欲作深入探讨，则可参考繁体字版及本书末所附《主要参考书目》。三、 本书的白话译文部分，由于《仪礼》原文至为简约，如果尽依原文直译，很难完全达意，或很难知其所以然，因此不得不在译文中增加一些字词，力求贯通其意。凡所增加的字词，本当加方括号标出，但因增加字词的地方较多，译文中过多出现方括号，既影响书面的美观，亦影响读者阅读，故干脆一律不加，而所增加的字词，细心的读者自能够辨识。四、 对于《仪礼》中的字词、名物概念和礼例等，为节省篇幅，只在次出现时加以注释，除极少数十分重要者外，以后重复出现，一般不再注。因此希望初学者要想读懂此书，从篇读起，并细心地看注解。否则，即使有白话译文，也不一定能真正明白原文的意思。如果能够从头细心地去读，渐渐熟悉了书中的各种名物概念和礼例以及各种习惯用语、习惯表达方式等，你就会觉得《仪礼》这部书也不是那么难读了。

又，本书系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郑州大学中原文化资源与发展研究中心科研项目，暨郑州大学“十五”“211工程”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明与考古学建设项目。特此说明。

书籍介绍

《仪礼》是儒家礼学最早也是最重要的著作。然而，它素称难读，研究与阅读者望而生畏。鉴于此，《仪礼译注》将它译成易读的现代汉语，并加以注释。全书破疑释难，译文清通，不仅于经学，且于文化史之了解研究，大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