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 一种未明的动物（增订本）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版 mobi 在线

世界上真的有龙吗？

“龙是古人想象出来的动物”“龙是一种综合性的图腾”“龙是以大蛇为基本原型的”“龙是远古居民对湾鳄的特殊称呼”，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者力排众议，独辟蹊径，从古代史书、笔记、地方志中搜集了大量罕为人知的记载，并联系多位目击者所提供的证词，反复比照，论断独到——龙是一种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动物，并且是一种有别于蛇、鳄的古代两栖类动物。它的身影，在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几千年历史中若隐若现。不管添上了多么奇异的色彩，它的基本形象及生态特征，依然没有脱离隐藏在背后的那个生物原型。

本书是颇为奇特的一家之言，不仅立论新颖，而且举证丰富。作者旁征博引，探幽抉秘，对这种古代动物的外形、习性、潜居的区域、出没的规律等，都作了细致的分析。文字生动晓畅，视野恢宏，从史实记载到神话传说，从生物演化到环境变迁，娓娓而谈，引人入胜。

引言关于“龙棚”的传说

能引起我兴趣并使我沉浸其中的，乃是一个很少被人想到的古怪问题： 这个故事在生物学上有什么依据吗？

章

云遮雾障龙归何处

数千年的文化累积，使龙的形象变得越来越庞大，也越来越模糊了。然而，即使我们将讹传、误认、冒用等各种因素充分估计在内，仍无法彻底排除龙作为一种动物的现实可能性。

第二章

被遗忘的历史记载

历经两千多年风雨剥蚀而依然保存下来的这些记载，不约而同地指向同一个目标——一种在自然的长河中曾经出现过，却被现代学术界所忽视的珍稀动物。

第三章

来自松嫩平原的目击报告

令人惊讶的是，直至1944年，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某处江滩，还有数百名群众亲眼目睹了这一罕见的巨型动物，并且依照古来流传的方式，重演了一幕救助“黑龙”的动人场景。

第四章

在神话与现实之间

古代文化以龙为喻，并非凿空乱道，而是言有所据。不论民间艺术家们给龙添上了多么奇异的色彩，它的基本形象及生态特征，依然没有脱离隐藏在背后的那个生物原型。第五章

千古悠悠说“豢龙”

在远古的某一时期，龙曾经是可以豢养的，并且还出现过以豢龙为专业的家族。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古代豢龙师的经验，难道真的就灰飞烟灭、不存片鳞了吗？

第六章

龙、蛇、蛟、鳄异同辨

龙、蛇、蛟、鳄，分别是四种动物，不可混为一谈。蛇、鳄是现存的动物，实物俱在，一目了然；龙、蛟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动物，后来渐趋绝迹，今已名存实亡。

第七章

鱼性未泯的古老动物

龙之形象“与鳄鱼为近”，但并不等于就是鳄鱼。我们搜索的目光，曾经长时间停留在现代爬行类的身上，却没有意识到龙很可能是一种跟原始鱼类有着直接联系的古代两栖动物。

第八章

龙无尺水无以升天

古人要求控制降水量的强烈愿望，为什么不寄托于其他动物，偏偏要投注到这种被称为“龙”的动物身上呢？会不会是跟这种动物本身的特殊习性有关呢？

第九章

今人不见古时月

由于所处环境的不同，古人实际接触到的珍禽异兽，其种类之繁多，历史之古老，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估计。“有其名而无其物者”，未必都是出于古人的假想。

第十章

从环境到政治的“指示生物”

古人对于“四灵”的崇拜和宣传，初跟生态保护的意识有密切关联。这种朴素的动物崇拜，后来被纳入了政治伦理化的歧途，生物界的珍品被改造成了政治界的“神物”。结语

一个半醒半睡的梦

某些动物的客观存在是一回事，将这些动物赋予何种人造的意义则是另一回事。如果说古代社会有关龙的种种传言带有梦幻色彩，那也只是“一个半醒半睡的梦”。

附录一

我写作《黑龙》一文的缘起 任青春

附录二

为了寻访“黑龙”的目击者 戴淮明

附录三

走访在肇源的土地上 马小星

附录四

风来风去走风华 崔万禄

附录五

十五年后再启程 马小星

增订本后记

马小星，上海嘉定人。幼年因病致残，行走不便，遂使成为探险家的愿望落空，但对于神秘事物的兴趣至老不衰。早年做过工人，后相继在汉语大词典编纂处、上海滩杂志社就职。不谙生计，耽于冥想，性喜文字，淘书为飨。曾戏改清人赵翼诗句为自画像：“身蹇敢言天下事，心斋惟对古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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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摘自

“第二章 

被遗忘的历史

”）

……

唐宋以前，正史中常见的记载是

“青龙见”或“黄龙见”，不过寥寥数字，很少直接描写龙的外形特征。后来随着各类野史笔记的增多，随着地方志纂修事业的繁兴，在这方面也出现了一些较为具体生动的文字。《同治崇仁县志》卷十记载：

太平兴国五年（

980年），乐侍郎宅旁池中，有巨蟒突睛炯炯，鳞甲爪距灿然如金，雷雨大作，乘云直上。正侍郎登第日也，遂以“化龙”名池。

崇仁县在今江西省抚州地区。

“太平兴国”是宋太宗的年号。依照《崇仁县志》的描述，龙的身子仿佛是一条长着脚的大蟒蛇，周身鳞片呈金色，它平时生活在水中，却能够随云雨腾空直上。这一记载，将龙的出水腾跃牵扯到某人的科举登第，因而读上去总像是一个捏造出来的迷信传说。

同是宋代，同是江西境内，有人在山地水潭边，确实看见过牛首蛇身的怪物。洪迈《夷坚志》支戊卷七记载：

德兴崌山，亘百余里，有三潭，龙螭所藏。其在桃源坞者，时现光怪。顷岁，一村妪过之，见异物如牛，卧潭侧，鳞甲熠熠，每片如斗大，其长夭矫数丈许。妪狼狈奔归，尚能为家人道所见，即死。

这位老妇人蓦然遇上了从未见过的奇形动物，当时受了很大惊吓，奔回家后便死去了。根据她临死前的粗略描述，这个动物的模样像牛，可能头上有角，但身子比牛长得多，身上覆盖着很大的鳞片，鳞片闪闪发亮。

也许有人要问：

这种所谓

“牛首蛇身”的怪物，会不会是出于误认呢？诚然，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方面的事例，即把口中衔着牛、鹿的大蛇错当成了头上长角的龙：

拜龙径，在县西十里余。旧有大蛇吞鹿，角余口外，过者惊为龙而拜之，故名。（《康熙饶平县志》卷一）

［广西］宣化县河涨大水，而水面浮一物，蛇身牛头，有角。咸以为龙，喧聚万人。设法打捞而起，乃喃蛇也，口中吞水牛一匹，身已下喉，而角撑其口。蛇已死，剥皮剖腹，牛身已化半矣。（慵讷居士《咫闻录》卷三）

不过，这类性质的误认，几乎很快就得到了辨明，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史书上关于见龙的记载，显然不可能完全用误认来加以解释。请看《康熙徐州志》卷三六的一则记载：

嘉靖四十三年（

1564年），丰黄河在县南邵家口，有一物逆水而上，昂首数尺，约长六七十丈，面黑须白，额止一角，鼻嘴类牛而大，有时吐舌，舌纯红，长尺余，双目炯炯射人，身尾或隐或浮。舟皆避匿，两岸观者如堵。自华山至许家楼而没。

这个被成千上万居民目睹的水中怪物，从外形上看，大概就属于

“牛首蛇身”之类。它的头部抬出水面数尺高，鼻、嘴像牛，但比牛更大，额头上有一只独角，面部呈黑色，口须是白色，嘴里还不断吐出一尺多长的纯红色的舌头。“约长六七十丈”，如此身长无疑是惊人的。不过，此物的大部分身子仍浸没在水里，“身尾或隐或浮”，目击者的观测就不一定可靠，或许是把它游动时漾起的水波都估算进去了吧？

位于云南石屏县东南的异龙湖，是一处天然的名胜佳境。明代末年，这里也曾出现过身长数十丈的巨龙：

崇祯四年（

1631年），石屏异龙湖龙见，须爪鳞甲毕露，大数围，长数十丈。（《嘉庆临安府志》卷十七）

笼统地说龙的身长可达

“数十丈”，总给人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这类记载，早可以追溯到司马彪的《续汉书·五行志》：“桓帝延熹七年（164年）六月壬子，河内野王山上有龙死，长可数十丈。”汉代的河内郡野王县，即今河南沁阳县。既然龙已死，当然可以就地丈量。“数十丈”尽管是一个模糊概念，但取值也应在二十丈以上。因为按照语言习惯，十几丈是不能称之为“数十丈”的。郦道元《水经注》中的一则记载，似乎能证实上述判断。

建武中，曹凤字仲理，为北地太守，政化尤异。黄龙应于九里谷高冈亭，角长三丈，大十围，稍至十余丈。（《水经注

·河水三》）

建武是汉光武帝的年号，即公元

25年至55年。东汉设置的北地郡，范围大致包括今天的甘肃东南部及宁夏南部。“稍”字的本义是禾末，这里借指尾巴。这条龙的尾巴就长十余丈，它的身躯连同头部也应该有这个长度，那么，加起来总长至少在二十丈以上。依据东汉初年的尺度标准，当时的一丈约等于今天的2.3 米，二十丈就是46米。我们现今所能接触到的各种类型的大蟒蛇，都还达不到这个长度的一半，而已经发现的恐龙化石中，身体长的梁龙、地震龙也不过30多米！

古籍中对于某些罕见动物的描绘，在细节上总不免有夸张之嫌。比如这里涉及的龙角长度，《水经注》永乐大典本、明抄本、吴琯本均作

“角长三丈”，《太平广记》卷四一八引作“二丈”，朱谋玮《水经注笺》、《古今图书集成·禽虫典·龙部纪事一》则为“三尺”，其间相差整十倍，真让人不知所从。究竟是原先为“三尺”，后来在传抄过程中误写为“三丈”呢，还是原本就是“三丈”，后人觉得不近情理，才改为“三尺”的？三丈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 7 米，我们很难相信世间会有这么长的兽角。尽管《南史·始兴简王萧鉴传》记载，萧鉴在益州时曾“献龙角一枚，长九尺三寸，色红，有文”，可是千年之后的我们，又何尝能弄清他当时所献的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呢？

汉章帝建初五年（

80年），黄龙出现在流经零陵郡泉陵县（今湖南零陵县）的湘江中，而且是两大六小，整整有八条黄龙。《后汉书·孝章帝纪》载：“是岁（建初五年），有八黄龙见于泉陵。”李贤注引《伏侯古今注》：“见零陵泉陵湘水中，相与戏。其二大如马，有角；六枚大如驹，无角。”著名的思想家王充，恰好就生活在那个时期。他在《论衡·验符篇》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泉陵城外目击者所提供的情况：

湘水去泉陵城七里，水上聚石曰燕室丘，临水有侠山，其下岩唫，水深不测。二黄龙见，长出十六丈，身大于马，举头顾望，状如图中画龙，燕室丘民皆观见之。去龙可数十步，又见状如驹马小大凡六，出水遨戏陵上，盖二龙之子也。并二龙为八，出移一时乃入。

古代居民所见到的龙，大多是以单个方式出现的。久而久之便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龙是不喜欢集体活动的，所谓

“不众行，不群处”，显得异常诡秘。但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一种动物要想生存下来，必须保持一个种群的形式，必须具有一定的数量（包括雌雄及年龄的平衡），不可能是单个的。《论衡》的记载之所以显得珍贵，是因为它向我们昭示，至少在一千九百年前，这种被称为“龙”的珍稀动物仍有一定数量，仍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悄悄地繁衍，只是人们无从去追踪罢了。依照王充等人的描述，成年黄龙的身子比马大，但并不是真正的马。除了头上有角之外，它的身子还显得特别的长，长达十六丈，相当于今天的 36.8米。当时，六条小龙已经爬上了水边高地，两条大龙似乎并没有离水登岸，“十六丈”的长度也不知道是根据什么测算出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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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中看到的“肥遗”，仅有“六足”，尚无“四翼”，这与《山海经》的描绘稍有不合。但在明代初年，蕲水县（今湖北浠水县）的部分乡民倒真是见过一种头长鸡冠、身有双翼的怪蛇，甚至还为这种动物建立了神祠：

“鸡公山，治东八里。洪武{1368~1398）初，有大蛇，其首赤，冠似鸡，生两翼，作鸡鸣，鸣则雨。乡人以为神，立社祠之。遂不见，因以名山。（嘉靖《蕲水县志》卷一）“

如果说有一种蛇”其首赤，冠似鸡“，这可以相信：今日湖北神农架中，尚可见到一种”鸡冠蛇“，头上长着鲜红漂亮的鸡冠，爬行起来速度甚快。如果说有一种蛇”作鸡鸣，鸣则雨“，这似乎也能理解；在非洲索马里，生活着一种黑羽花纹的”报雨鸡”，每当大于之前，他就格格地叫个不休。可是，若说蛇的身上会长出翅膀来，岂不是太荒诞、太违背常理了吗？

历史现象往往是复杂的。我们既不能因为“四灵”的真实存在而全盘接受古代流传下来的与此有关的一切说法，也不能因为古代统治者曾经美化过“四灵”而忽略了这种动物崇拜在生态保护方面的积极意义。事实上，民间对于某些珍稀动物的喜爱和崇拜之情，本是一种由历史生活积淀下来的情愫，并不是哪一个统治者炮制出来的。统治者所能够做的，无非是利用这种古老的情愫，朝有利于自身统治的方向进一步引申罢了。即便如此，由于得到了统治阶级的特别关注，由于已经宣布这些珍稀动物为不可侵犯的“神物”，客观上也阻止了人们对这类动物可能采取的伤害行为

有时候，某种为全民族所认同的迷信意识，往往较之一般的法令更具有约東力，连施政者也不能不借此来做文章。例如，汉代人对于鸟类便有一种特殊的喜好，放鸟如神，畜鸟成风。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夏六月，汉宣帝还特意下过这样一道诏令:

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鸟以万数飞过属县，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辅，母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汉书・宣帝纪》

这是一道由皇帝直接颁发的关于保护鸟类的特别法令。我们先不用去挑剔“神爵”（神雀）的说法是否科学，只要看一看西汉的太液池中“凫维雁子布满充积”①，看一看成群的野禽出没于长安街市之间，甚至闯入举行庄严仪式的场所，“历阶登堂而维”②，看一看栖止在达官显宦屋宇顶上的鹖雀，也常常被视作吉祥的征兆而加以保护，然后再反观一下我们今天的实际状况，看一看那些国家早已三令五申禁止捕杀的珍禽异兽，是如何被人一盘又一盘端上餐桌的，我们便不能不痛心地承认，历史并非在一切方面都是今胜于昔的

德国人类学家利普斯说过的一段话，至今读来仍然发人警省：

我们克服了石器时代的“速信”，却丧失了像原始人那样和自然的密切联系，丧失了对其他人和对动物的尊敬。

有人断言：“在现代社会，不相信龙存在的人一代比一代多，这是科学之光照亮了人们的眼睛。”我看，这样的结论未免下得太早了。曾几何时，在“科学之光”的照耀下，我们不是以同样坚决的态度否定过人体特异功能现象吗？不管人们感到多么不可思议，那些在古代传说中曾被高度神秘化的所谓“异人法术”，不是仍然可以从今天的某些特异功能者身上找到新的验证吗？

健全的常识是一个时代的思想方式，其中包含着这个时代的一切偏见，常识总是为它所不自觉的思想范畴所支配的。

“龙为幻想之物”的观念，是紧跟着近代科学的输入、伴随着反封建主义的思潮一起出现的，应当承认，这一观念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不仅具有历史进步性，而且有着科学的合理性，因为它是以生物考古学家的某一阶段性成果为依据的，体现了近代科学反对封建迷信、注重实证的精神。然而，矫枉过正仿佛是思想界革命的惯例。在近代科学史上，为了批判某种神秘主义的观点，往往连同这种观点所依赖的基本事实也一块儿抹杀了，这样的例子早已屡见不鲜。因此，当我们以十分坚决的态度否定神龙迷信的时候，有必要再冷静的反问一下自己：我们是否已经详尽地占有并仔细地研究过古人遗留下来的全部记录资料呢？我们是否充分注意到了古今环境的变迁，考虑到了构成这一千古谜案的各种内在和外在的因素呢？凭我们现有的结论，能够圆满地解释这种发生在古代文化史上的颇为奇特的动物崇拜倾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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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增订本后记

这本小书初版于

1994年，是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以下简称华夏版）。那年出生的婴儿，现在也该有24岁，差不多大学毕业了，正可以阅读这个相对漂亮的新版本了。

这次新版的是个增订本。所谓

“增订”，无非是两方面，一是增补，二是订正。

先说增补。本书初版以后，又陆续发现了一些珍贵的古籍记载，如《北梦琐言》所记

“畬火烧龙”、《山斋客谭》所记“杭州北关堕龙”、《香山小志》所记“蒋墩降龙”等，这些大多补入了增订本第二章中。新版增幅的，是添加了附录五《十五年后再启程》，有12000多字。其中包括，2008年夏天我在黑龙江肇源、大庆走访的记录，2008年秋天我和岩铁去辽宁营口访问柴寿康的情况，2009年秋天我在上海市郊宝山地区寻访百年前奇闻的经过，以及1934年营口“龙骸”事件的史料和口述，还有一些不方便插入正文的古籍记载。虽然内容稍嫌驳杂，但主线清晰，环环相连。此外还增加了少量脚注，比如章中新增了对《周易》“龙战于野”的注释，有新的视角。

再说订正。初版本中有将近二十处错别字。如第二章中写到蒲松龄的经历，

“康熙九年他南下游牧时”（华夏版37页），“游牧”是“游幕”之讹；第四章中提到闻一多关于龙的论断，“半个世界以来一直被众多研究者奉为圭臬”（华夏版86页），“世界”是“世纪”之讹。另有一些提法不准确，如第二章中引述《聊斋志异》卷二“北直界堕龙”的记载，当时推测北直界“应该是某个村镇的名称”（华夏版34页），这是不对的，其实是北直隶地界的简称。这些在增订本中都作了改正。

推断龙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动物，我并非人。仅我目力所及，学者翁长松

1993年曾在《上海科学生活》上发表过一篇《龙是什么？》，引述《左传》《周易》中的记载，认为龙很可能是古代居民见过的真实动物。再往前溯，晚清的王韬、吴趼人，都曾推测龙是“古有而今无”的一种动物。我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力搜集散落在各类史籍中的“堕龙”记载，而这些记载大多为以往的研究论著所忽略；二是开始重视民间有关“见龙”的传说，并身体力行着手调查，尽管这项艰巨的工作仅仅是起步，做得还很粗浅。

1996年春，我在一本非公开出版的杂志上看到这样的记载：“50年代初，神农架苗丰乡山洞中在暴雨后还飞出一条巨龙。巨龙长达几十米，后来死在泥地里，其腥气方圆数里都能闻到。”当时我很惊讶，不知这个信息从何而来。我很想去那个叫作“苗丰乡”的地方亲自调查一下，但也知道凭一己之力奔赴神农架有困难。于是我想到了余纯顺，想去问问他，在他的行程中有没有神农架这一站。谁知还没有联系上，却传来了余纯顺在罗布泊遇难的噩耗，我不由得失声痛哭。在我们这座以追求经济利益为风尚的城市中，有两个人物显得相当另类，一个是为追踪“野人”而至死不渝的刘民壮，另一个是徒步走天下而捐躯大漠的余纯顺。我虽未与他们两位见过面，但我的心和他们是相通的。

神龙之原型，是中国文化诱人也是难解的谜案。我是无意间闯入这个迷宫的。朦胧中，我发现有扇门似乎未曾开启过，然而我的力量有限，仅仅推开了一道缝，还是看不清门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我的这本小书，尽管举证丰富、引人入胜，但只要没有得到生物考古学的实证支持，它终究只是一种假说，一种不乏魅力的假说。既然我敢于质疑那些

“权威性结论”，那么，我的书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新的权威，去阻碍别人的探索和发现。这本小书中的观点及引证的材料，不但是可以继续探讨和争论的，也是可以批评和否定的。不然的话，科学研究怎么能够进步？

这本书初版于北京，新版回到了我的家乡上海，我感到很荣幸。衷心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给了这本小书一个新生的机会。责任编辑袁钰超留给我良好的印象，正是她主动找到我，热情地问我是否有再版的意向。她尚未到

“而立之年”，但她对出版事业的认真和执著，使我这个做了半辈子编辑的人感到很欣慰。

本书新版之际，应当感谢《中外书摘》杂志原主编黄亨先生。若不是《中外书摘》在

1989年大胆刊发了征文稿《我所看到的黑龙》，就不会激起我追索神龙真相的热情，也就不会有我的这本小书。2009年，当我着手对此书进行增订时，得到了黄亨的热切关注，并为我联系了出版单位。虽然其事未果，我仍感念在心。

抚今追昔，我深深怀念

1994年春陪伴我前往肇源采访的先父马嵩山。这也是他一生中所做的后一件大事。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我还陆续结识了一批北方的朋友——任青春、戴淮明、崔万禄、魏国栋、韩晓东、岩铁。要是没有这些朋友的鼎力相助，这本书中就会缺少许多鲜活生动的访谈记录。转眼间，我们这一代探索者都在渐渐老去，而“堕龙”之谜仍未解开。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切地体会到这一感慨的沉重。趁本书新版之际，我把热切的期望和美好的祝愿献给正在成长中的后继者。

马小星

2018年7月

书籍介绍

暌隔24年，再以新版面世

“世界上真的有龙吗？”

一个千古难解的谜，一本独辟蹊径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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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颇为奇特的一家之言，不仅立论新颖，而且举证丰富。作者从古代史书、笔记、地方志中搜集了大量罕为人知的记载，并联系多位目击者所提供的证词，反复比照，论断独到。它的身影，在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几千年历史中若隐若现。不管添上了多么奇异的色彩，它的基本形象及生态特征，依然没有脱离隐藏在背后的那个生物原型。作者旁征博引，探幽抉秘，对这种古代动物的外形、习性、潜居的区域、出没的规律等，都作了细致的分析。

这是历经24年后作者的首次修订，作者直接参与了校对工作，不但增加了一万五千多字，而且改正了旧版的一些错误。